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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egory Archives: 氣候變遷、國土保育與台灣原住民族的社會文化願景

綜合討論

綜合討論:下午 16:40 ~ 17:30
轉錄:李梅君(臺大人類系)、李文騫(臺大商研所)
補充與校訂:蔡馨儀、郭佩宜
主持人 蔣斌(中研院民族所):
這個討論會從決定到籌辦的時間很短,我在此想要感謝所有的引言人在略嫌匆促的邀約中,仍前來與現場一起分享他們在田野的經驗和研究心得。這是一個開始,雖然不見得也幾乎不可能在這會議的短暫討論中立即得到答案和解決方案。畢竟,如果把改革方案的時間拉得太長,討論的層次可能在現階段顯得太高、需要時間加以消化;至於策略若是設定得太急湊,無論對原來的居民,乃至於整個社會,都可能帶來「暴力」的觀感。但我仍希望可以引出一些問題的線索,透過現場意見的交換,而給未來帶來一些方向。

在這次水災後,我驚訝地發現,儘管台灣社會近年來愈趨開放,媒體資訊與輿論都有相當程度的自由性,但是人們觀念中的誤解與刻版印象仍然存在,還有許多認識需要補足。例如在亞馬遜流域,仍有很多人認為熱帶雨林生態的破壞是因為受到當地原住民不當地進行山林燒墾,然而其實他們砍伐的比例很低,實際上商業伐木和土地開發佔大多數。這次風災後,也有批評認為山林地是被山上的居民過度開發,然後就直接導向過度簡化的結論:應該讓原住民村落遷離山地,「讓大山休養生息」。但這其實根本是讓往昔在經濟上較弱勢的原住民族變成資本主義剝削的代罪羔羊,也反映了原住民在國家中可能被邊緣化的處境。從第一場的討論中我們已經可以知道,全球氣候暖化造成極端天氣的出現,導致強烈如莫拉克風災帶來的傷害,其實是每一個人都要承擔的責任。

綜合討論
林益仁(靜宜大學生態系): 透過今天的研討會,我們盡可能地從學術面對相關議題並加以討論,但是對於如何實際行動的策略和方針,包括如何對相關機構提出建言,卻仍略嫌模糊。災民們已經開始組織起來面對災後的重建,是不是學術界也能夠有所組織,從不同的方向,比方知識上的交流互動來實際地協助各方面的統整?在這個場合裡也有很多從部落裡來的朋友,學者們也都幾乎有豐富的田野經驗,我在此提出一點想法,歡迎大家集思廣益。

李宜澤(中研院民族所): 透過今天各個場次在主題和各位學者發言的安排,我們可以清晰見到的是學術專業分工的討論。但以下有兩點我希望能受到更多的關注:第一,我認為不僅是剛才林益仁教授和先前許多學者提到,希望能夠提供實際的重建方案,我認為對於重建的概念和過程也還需要做更多的釐清。其次,我也想回應在最後一場日宏煜博士的發言──「救災視同作戰」中的救災和作戰概念,同質性的部分是災民,但其他層面的異質性都必須要詳加考量。

阿棟牧師(新竹鎮西堡人,曾任原民會副主委): 非常感謝這次研討會,使我們有一個溝通的平台。我也很希望在短期內能有類似的會議,邀請更多族群、學者共同來討論與協調;就像前幾場的學者就提到,迄今仍斷水斷電的地方有很多,災民需要很快地組織起來,並且為地方留下珍貴的記錄。我希望在這個方面人類學者能予以協助。目前各地的善心已累積了不少的捐款與資源,而這些資源該如何運用及分配成為重要的問題。原住民內部的整合,以及在地的希望和力量,是我們亟需組織並且激發的。

丘延亮(中研院民族所): 我們知道許多組織已募得數十億的捐款,但這些組織往往只願把捐款給那些有經驗、「做大事」的機構,而非「做小事」的地方;他們也只喜歡追求在很短的時間做出成績,例如讓部落裡的房子很快地被建造起來,但這些錢如果單純修路,作為基礎建設維護的費用其實也很重要。根據三鶯、溪洲等這些都市原住民部落進行抗爭運動的經驗,我們知道部落內部其實是有其力量的。明年,我們準備舉辦一個稱之為「部落再生產」的活動,強調不再是「被安置」、「被安排」,而是重新長出來。

黃智慧(中研院民族所): 這次研討會使得學科間有了初步的互動,我們接下來要問,民族所究竟能做什麼?今天至少不同於九二一時,已經有愈來愈多的人聽到原住民的聲音。例如我這次到災區觀察時遇到法律扶助基金會在為災民進行法律諮詢,這些志工告訴我,他們當中的許多人其實是第一次感受到不同原住民族間文化的特殊性,例如親屬關係的認定,並「發現」同一個族群內部的複雜程度也不盡相同。那麼,我們是不是能夠幫忙把原住民的聲音放大,讓不同領域的專家都能夠聽到?我認為對現階段來說,最重要的就是組織的力量。原住民只有團結起來,如此,在後續重建的過程中,這些聲音才都能被重視和考量。

在民族所的立場方面,我認為「行動的人類學」概念非常重要,而我們的學科從祖師爺馬凌諾斯基以來就相當重視的田野,就是我們最好的導師。比方說,我們可以推動其他科系、協助地方舉辦研討會或工作坊,藉由共同合辦的方式參與討論,讓不同的意見得以溝通,把原住民的聲音放大出來。

林益仁: 我認為今天民族所舉辦的會議就是跨領域對談一個很好的起步點,也可說為學術界開先鋒。正如我在第三場的發言,學術界裡的討論,重要的是如何整合,才能夠實踐在地方,成為重建的力量。另一方面感到相當不幸的是,災難已經成為台灣不可忽視的議題,我們必須從理論、方法和實踐三個面向同時入手,好好的發展與討論,也提供機會來反省知識,例如action research、participatory research的研究方法應該可以提出貢獻。如此一來,學術才不會只被束之高閣,而能夠真正的提供方法,並且應該發展成為長期的應用工作。

李重志(政大民族系博士班): 我希望能回應第一場中黃應貴先生的發言,在這個災難、重建與反省的過程中,是否也對人類學與民族學本身在理論或方法論各方面有所影響?我在公家機關工作的經驗發現,當政府尋求專家學者的意見時,民族學者、人類學者仍然不夠受重視,使得政策的施行往往忽略了族群、文化差異性的部分。甚至,面對部分在經濟上弱勢的原住民朋友們,還是會有認為「被白浪(平地人)給帶壞了,所以才這麼愛喝酒、沒有錢」這種刻板的汙名化印象。我想,除了舉辦研討會之外,人類學者是否可以更積極的加入,將我們對於原住民族群的敏銳觀察與認識加以應用,而不只是丟出一些專有名詞(例如「傳統領域」一類略嫌空泛的詞彙),讓人們過份簡化地使用。原住民族一方面被演員化(刻板負面印象),或褒揚化(浪漫化),兩者都是危機。

余安邦(中研院民族所): 我自己是屏東林邊人,也就是此次風災受創嚴重的區域。目前我們已經在花東地區訓練了一群「專業志工」準備進入災區,但其實我們非常戒慎恐懼,因為深怕對災區的掌握還是不足,對於族群部落的認識也不夠深入。很多人會問,我們這群「專業志工」能做什麼?從九二一的經驗看來,我們發現西方臨床心理學所發展的、個人式的諮商在應用的過程中其實有限,很多志工進入部落反而兩手一攤、無能為力、甚至覺得很失落。

所以我們認為新的發展方向,也許文化方面的心靈療癒會對整個部落有更好的效果。如果能從地方本身的人際社會網絡發展出力量,比方說教會、日常的人際網絡等這些在地既有的體系。例如學校裡的老師有著和學生家長相互聯絡的鞏固關係,又常常是部落裡公認的知識份子,也許比起外來志工突然的介入救援,會有更好的幫助力量。

在此我也想與各位分享埔里中正村一個成功的例子:有一群埔里的藝術工作者,九二一後投入長期志工的行列,除了照顧在校的學童的課後輔導,也與婦女合作,已在當地待了三年的時間。他們或許較不為人知,但長期的行動可以建立一定的能量。我認為長期性的工作是更重要的,而這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但是也不可諱言,這群人在行動之初也經歷了一段時間的挫折,需要調適。對學術界來說,災區與協助者的互動也有很多值得研究的部分。

丘延亮: 上述余安邦的經驗是很好的參考。根據我們這次在災區的經驗有時候實在令人洩氣:部落裡突然間湧入一團又一團遊覽車載來的「醫療志工」,帶著一堆儀器和藥品,到了地方、桌子一擺就開始大聲廣告「義診」。有些災民因為緊急撤離,連健保卡都來不及拿,沒有病歷記錄參考,但醫生還是開了一堆藥。才沒過幾天,又上演新醫療團隊的車輪戰,號稱帶來更好、更先進的檢驗儀器!他們滿腔的熱血想救難,卻來不及感受到災民的心情,這可能會有缺失之處。所以我認為呼籲大家態度要更謙卑,才是真正做好事。

蔣斌: 希望今天的會議能夠成為一個種子,讓大家更深刻地認識,並且反省這些問題究竟如何發生,又該如何解決。感謝各位的踴躍參與!

災難人類學與心靈創傷的復健:人群的連結、界限的跨越與災禍的歸因

第四場:下午 15:10 ~ 16:40
主持人:郭佩宜(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與談人:
日宏煜(慈濟大學人類發展學系)、容邵武(暨南國際大學人類學研究所)、陳淑惠(台灣大學心理學系)
人類學對於人生中不幸事件的研究,有很長久的歷史,二十世紀中葉衍生出「究責」(accountability) 理念研究的民族誌,對於了解不同族群的社會觀、宇宙觀,具有重要的意義。晚近人類學對於戰亂、天然災害、工業災害、政治動員、恐怖攻擊的研究,更方興未艾。從這些研究中顯示,諸如「國家」或「資本主義核心」的妖魔化,儀式或劇場的療效,各種另類醫療的理論與實踐,都成為弱勢者或受害者能動性的表現。災難人類學的研究,在九二一災後重建的過程中,曾否產生過積極的作用?在這次風災的災後重建中,能否有進一步的發揮?

轉錄:杜奕寧(臺大人類所)、簡嘉慧(臺大人類系)
補充與校訂:郭佩宜
引言人確認:日宏煜(已確認)、容邵武(已確認)、陳淑惠(尚未確認)

主持:郭佩宜(中研院民族所)
這一場次的主題是災難人類學與心靈創傷的復健。雖然人類學者擅長研究的是日常生活,但是當災難已然變成生活中無可迴避的部分,當非常、無常變成日常時,學術界的人準備好了嗎?災難人類學的研究中指出,災難不是單一事件,而是一個過程,所以我們要拉長時間脈絡來看:災難不是中性的,災難的成因有結構性因素,災難揭示了權力的醜惡面,災難的理解與處理也呈現出文化的價值觀、宇宙觀的差異。災難也可以讓我們察覺一些平時忽略的事,我們也從災難當中獲得啟示。無論是面對本次風災,還是未來可能的災難,站在尊種與在地居民主體性的角度,學界能夠做怎樣的協力?過去曾有哪些國內外的經驗可以提供借鏡?每次災難固然有其特殊性(例如九二一地震和此次風災有許多性質差異),但關於災難的思考及重建經驗並非完全沒有參考價值。 然而除了傾聽地方的聲音,如何利用學術界的能量,共同面對災難,是我們無法逃避的挑戰。

這個場次除了三位引言人,也歡迎學術界、原住民朋友、台灣各地關心這個問題的朋友一起來交換意見。

引言人:日宏煜(慈濟大學人類發展所):
1999年所發生的九二一大地震可謂台灣近年來最嚴重的一次災難,迄今歷經十年,我很想知道台灣的人類學界為此累積了什麼知識。由於我接受的人類學訓練均在美國,因此對台灣人類學界不甚了解,便先透過許多管道,包含網路、期刊論文、碩博士論文以及各大學系教授的課程,查詢相關的研究,卻發現寥寥無幾。台灣人類學界對於災難研究有很大的發展空間,更該反思我們是否該進入這塊領域,美國在Katrina颱風時,有很多人類學研究應用在救災上,即便如此,美國仍舊很難處理這個颱風所帶來的災害,因此,我們需要好的論述來發展救災策略。我會比較聚焦在兩部份:一是人類學救災研究上可以有何加強;二是心靈重建。

以下我將所觀察到台灣不合理的救災情形提出兩點來做討論:

首先,普遍大眾認為救災等於作戰,抱怨救災不夠迅速,而我們探究原因,發現是資訊不夠迅速,造成無法掌握哪裡有災難,人員便無法快速到達。因此,我們必需檢視在此論述下的台灣救災行動,能否符合急難救援的原則?人類學能提供什麼樣的思考來檢視這樣的論述?

首先,不可否認的,救災與作戰的確有相似之處,救災行動確實也講求速度,但救災真的能跟作戰一樣嗎?一個是奪走人命、殺戮的行為,而另一項卻是冒著生命危險以拯救他人,雖然兩者在人員與物資動員上相似,但放在一起看待卻有待商榷。以八八水災為例子來看,水災發生時人類面對的是瞬間爆發的土石流與洪水,且受到天候和地形影響,難以掌握到瞬間發生了什麼事,救難人員與物資因此無法快速精準到達災區救援,不像戰爭可以使用先進的軍事科技偵察敵情,做為我軍接戰時軍力部署與調度的依據。因此,災難和戰爭的特性是不一樣的,這一點使得救災更需要整體規劃與細緻的討論,重新檢視目前的救難論述,才有可能建立完善的救災機制,用以應付未來可能不斷來到的天然災難。

第二, 災民難民化的現象:救災視同作戰的論述下,災民變成「難民」。我們定義災民的方式並非完全正確,事實上災民並非完全是被動的,以被動接受救援者與否(例如搭直升機下山還是自己走出去)來定義是不是災民,並不符合社會正義原則,同時更是對災民心靈的二度傷害。此外災民也有基本人權,我們應該尊重、保障他們的人權。值得注意的是,家人的陪伴對於心靈重建是非常重要的,但以這次水災為例,許多災民因無法選擇緊急安置地點而被迫與家人分離,,由於對安置地點的規劃並沒有一個準則,雖然整個台灣人民有錢出錢,有力出力,但許多災民仍像居住在一個難民營一樣,加上救災物資出現分配不均的現象,這些都使得災民們喪失了基本人權,對他們造成二度傷害。

為了解決上述的問題,可以應用人類學新發展出快速民族誌的調查方法訓練相關人員,在救災與重建的期間,到災區進行調查,委請當地人協助提供資料,研究人員在進行分析後可提供救災與後續工作的參考。

再來是心靈重建的部分,從九二一來看,台灣在這方面的發展是很有限的,醫學人類學中有一個現象叫作meaning response,依據Daniel Moerman的定義,meaning response是指「the psychological and physiological effects of meaning in the treatment of illness」,而這種對來刺激的反應可對人造成正面 (placebo effect)或是負面(nocebo effect)的影響,而文化情境決定了反應結果。例如當有人肌肉痠痛到衛生所要求打針,事實上醫生給他打的是維他命,而不是病人所要求的藥物,但是病人仍會覺得痠痛的狀況有所改善,這就表示病人對於穿著白袍的醫生所說的話與所進行的醫療行為有meaning response,正面的meaning response會引發腦部分泌兩種化學物質 (dopamine和endorphins),達到使人心情放鬆、降低呼吸速度與血壓等效果。另外有些研究發現,若把病人安置在可以看見山、海的病房或是只能看見醫院中庭的病房,前者手術後癒合成果會比後者好,有家屬陪伴者也比沒有的好。

綜合以上現象,我覺得在災區在遷村到重建上,可以應用特定的meaning response幫助居民心靈重建,傳統領域具有place identity,可以幫助居民結合新、舊情境,也可以請心理醫生與他們談,或是使用在文化上具有意義的物品、祭祀…等,例如阿里山現在需要豬(作為儀式之用),豬就是一種meaning response,能使人們透過聚集來重建心靈。最後我要提醒,未來人類學界在研究上,應該找出具有生物文化 (bioculture)特質的方式幫助災民進行心靈重建。

引言人:容邵武(暨南大學人類學研究所)
十年前發生九二一地震時,我們對災難還沒有太多了解,但十年過了,我想分享一些經驗。這次水災我們可以看見許多重複的畫面,例如:災民說「這是我們百年來沒有碰到過的災難」,之前南投水災時,我也聽見有人如此說。其實災難一直都在我們身邊,我們卻好像沒看到它。

災難人類學有一個關鍵問題,就是關注過程,災難到底是什麼?要如何定義它?因為我們的作為或不作為,可能在數年後發生了一個災難。例如有人說越域引水造成八八水災。對於災難的定義是什麼?災難何時算是結束?重建結束是災難的結束?以九二一為例,對於災民而言,災難是還沒結束的,因此,對災難的定義十分重要。為何九二一災民不認定其結束?正是因為重建條例訂得很快,在沒有check and balance之下,災民以為可以很快把舊房子打掉重建,於是跳進政府的貸款措施,然而這幾年經濟不景氣,災民就面臨負擔兩個貸款的問題。粗糙立法留下對經濟弱勢者更多的問題。重建的不當措施造成的後果,至今還是可以在災區看到,這樣的反省是我今天想關心的。

尊重災民主體性,是我看見九二一留下來珍貴之處。大災難因為一些破壞和地方投入,反而創造一些契機,讓災民和社會可以面對他們的社區為何遭此命運等問題重新思考,在這過程中,社區主體性在外界強大資源牽著走的過程中慢慢累積、興起。短暫福利措施很快結束,社區培力才是災難作為契機留下的資產。因此災難不完全是破壞,更可以重新集結許多力量,以當地的主體性重建當地的社會結構。

最近九二一將屆滿十年,地方上的人如何呈現、再現其記憶?是另一個值得關注並會有所啟發的事情。

引言人:陳淑惠(台大心理系)
我今天要分享的是心理重建而非心靈重建,心理重建之後才是心靈重建,因為心靈重建是更高層次,是在族群層面上的。我訂的題目是從創傷後社會心理(psychosocial)的變化來討論,自然災害造成大量人力、財產的損傷,破壞公共設施運作,很難與個別創傷比較,心靈損傷集體加起來是比個體更大的。環亞太地區災難頻繁,近10年占全球38%,但我們的學術記錄並不完整,甚至匱乏,應該改善。

災難和創傷略有不同,受災的人不一定受創,因此我們在協助的過程中,不能以為所有的受災者都一定有心靈創傷,有一些其實是人自然就會出現的狀況,因為創傷在初期時,環境和個人心境變動都很大,在此階段若個人沒有嚴重的傷害,他會產生自然恢復的歷程。真正的心理創傷是指在緊急階段後,例如生活和生計狀態都能獲得滿足之後,還無法恢復的情況。

災後重建常會有許多心理問題要處理,自助的同時也需要他助,但是多少要自助、多少要他助,而他助要用怎樣的方式,這些都是需要考慮的。此時應該要去問,這個人哪些東西不變?那些變了?變好還是變壞?此時,個別性的差異相當高。在大型災難中,個體與群體之間都有很多變化,例如我們常見到一種「災難烏托邦」的現象,災難後出現群體的善意的現象。隨著時間久了,有可能產生週年紀念效應。從個體來看有些人會產生災難後遺症,我認為不是只有PTSD需要注意,另外還有憂鬱、壓力、焦慮、沮喪等等,個體的反應還包含心理疾病的很多面向,這些都需要被協助,我們應有專業組織訓練相關人員。一旦個體出現PTSD這種慢性長期的現象,就需要很多社會成本的投入,我們只能試著去做專業知識告訴我們能做的事。以美國為例,創傷與PTSD的比例相當高,到最後人的心靈會空洞化,有些人甚至無法回憶。

以下我用九二一的研究資料為例,我提供的data是同一群人PTSD的狀況,看一般居民在自己的家鄉繼續生活,他們的人際、社會關係數年來怎麼改變。他們在追蹤的第一年(也就是災後第二年),還有些微症狀,之後有人恢復到自然平穩的狀態,結果顯示他們認為自己生活環境、收入漸漸好轉,家人關係都差不多,鄰居關係在災後較緊密而後漸下降至災前的情況,健康程度下降,心理狀態先是小幅下降,然後又回升至平穩。隨著時間流轉,有些問題是回歸平穩的。我發現台灣人有些本土的coping disaster的型態,災民尋找方式來排解情緒。

如果創傷經驗是作為人類本質不可避免的一部份,我們有沒有可能從受苦的人身上學到經驗?我們又能做什麼?

創傷有兩種:恐懼誘發性高的創傷,以及社會背叛性高的創傷,此二者非互斥。第一種在臨床有許多療法,是可以被處理的,但第二種就有難度,需要長期治療。我的建議是,在不同階段要想不同的事情,現階段都在做心理急救,我覺得應該做下一步的思考,可以透過認知等來治療。既然如此,我們必須要問的是專業人士夠不夠?這次的災害有些涉及原住民族,有其文化特性,一般的療癒方法是否真能消除災後創傷?台灣心理學界的能力還不足,這是值得思考的問題。 專業志工能給當時的或後續的災難很大的幫助,我們需要大量系統性的研究, 學術界應該被鼓勵做長期跨時間點的研究,例如在創傷研究上我們需要了解心理脆弱度( psychological vulnerability,如災難之前的狀況、暴露效果等)、社會脆弱度(低收、弱勢民族等),還有 主、客觀的Sense of controllability。

再來我提供國外經驗的建議,大型災難需要立即與中期介入,考慮個人或社區資源損傷、個人失去疆域的安全感如何恢復等。介入有五原則:促進安全感、平靜、自我與集體效能感、連繫感、灌輸希望。另外PTSD不只代表後創傷治療(Post 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的縮寫,也可以是創傷後自我、心靈、社會成長(Post Traumatic Self/Spirit/Society Development)。當個體在陪伴、安全感、信任、尊重和親密感等層面上,都能被照顧到,復原是大有希望的,只是這些都需要時間。

現場討論
張珣(中研院民族所): : Meaning response放在復健人類學適當嗎?據我所知那是短暫且治標不治本的,用這種好嗎?有沒有別的發展?

日宏煜: : Meaning response會對illness產生一些效應,臨床上有人應用來治療患有chronic pain和mental illness的人,我無法確定它是否真的會對患有災後症候群的人產生一些效應,而且台灣這方面研究很少,但以我的理解它應該是值得參考可以去試的模式,我們若能導入文化來進行治療,或許會有幫助。

蔡政良(清華人類所): : 我知道有一群東華的學生主動到嘉蘭災區,災區需要長期的影音記錄,握有資源的單位是否來得及去投入災區進行記錄工作?這對將來學術研究是很重要的資料。

林益仁: : 陳淑惠的說法我聽到很感動。我有個布農族的例子來回應,布農族對玉山的名稱意義為「災難避難所」,傳統神話中,有次諭示了一個災難,所有人都跑到那座山上,有很多動物來幫忙人。我們在問,傳統生態知識調查有沒有用?它不像自然科學,但它可以在這種大的事件下提供人穩定的力量來源,集體性的內在力量。傳統生態知識的功能可以是在記憶感、內在創傷療癒的層次。當我們想該怎樣幫忙時,族群內部有自己的力量,讓他們產生出來。

某位與會人士: : 不曉得老師知不知道最近幾個被安置的族人受災戶,被遷到軍營後的不合理狀況?基於老師們講災民創傷的可能性,學界在政府政策上能否有更有力的投入?回到部落經驗,前面幾個提到重建條例,即便有原基法,還有個太上皇條例,重建法就跟前面幾位所講的一樣,複製了不平等的原住民階級的條例。再來分享我幫助反迫遷的三個部落經驗,不管是天災還是人為,我們都失去家園,那我們該如何建立起自己的主體?原民不是如此脆弱,一定要靠外界資源,我們自己也有復原和重建的能力。

丘延亮(中研院民族所): : 剛剛講到把災民變成難民,把難民變成生病的人,這都是現在正在發生的事。政策把他們救到直升機上,也不告訴他們要到什麼地方去,產生恐懼。所有的訊息混亂了二十幾天,家人分散,牧師也沒有被通知,不曉得人跑哪去,安置的效果就是災難化、加害化這些人。今天我們看到這群人要主體,我們離他們太遠,培力應該要兩方面才能產生,災區的人被剝奪自己的培力、信心與可能性,假如我們自己不是行動的主體,要怎麼跟一個行動的主體溝通?怎麼能聽到他們的聲音?恐怕我們對於自己介入的信心,個人同理上的體認有落差,這個過程不單是認識的過程,認識也不是單方面的。災民要的不是我們的知識,而是如何行動。

李重志(政大民族所): : 有沒有辦法成立一個心理療癒的工作坊帶到災區?

陳淑惠: : 台灣臨床心理學與災後心理學會已經有在高雄辦過訓練,有許多志工在高雄,今年九二二和九二三也請了國外做緊急心理急救專家,在台北有工作坊,現場有中文翻譯。各種災難和階段都有正負面,如果正面相結合就能更好 必須互相了解彼此在做什麼,加以檢視、整理,才會有下一個計畫產生。用個別心理治療的觀點來看,如何尊重個體,個體就能產生自己的力量恢復,但也不要因為有力量就阻絕了外界援助。

當代政經、環境條件下的部落重建之道:新聚落、舊聚落還是「古」聚落?

第三場:下午 13:30 ~ 15:00
主持人:陳文德(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邀請與談人:
林益仁(靜宜大學生態學系)、官大偉(政治大學民族學系)、蔡志偉(台東大學南島文化研究所)
本次風災中覆滅、受創、撤離的聚落,重建過程實際可行的選項有哪些?何種政治、派系、產業、土地所有權因素,限制了可能的選項?對於已經不適合居住的(可能是政策遷村形成的)舊聚落,遷回「古」聚落的可行性如何?

轉錄:艾之涵(師大圖文所)、吳育禎(東華族群所)
補充與校訂:蔡馨儀、郭佩宜
引言人確認:林益仁(尚未確認)、官大偉(尚未確認)、蔡志偉(已確認)

在會議開始前,南方部落重建聯盟帶領數位來自那瑪夏鄉的原住民,表達他們對這次研討會的看法,以及他們的災後心聲:

南方部落重建聯盟(五位原住民朋友)
「在這次的研討會中,各位學者討論了很多議題,但是我希望大家注意研究不等於實際情況,沒有學者能明確地跟我們說什麼時候可以回家去。我想說,那是我從小長大的地方,我的家並不危險!」

「我認為政府不應該強制原住民遷村,卻沒有真心重視部落意願。」

「我從早上坐到現在,心情其實有點失落,因為我覺得議題仍然無法說出災民顛沛流離的心聲,與被支配的狀態。我們的心聲很簡單,就是我們要回家,請大家尊重原住民的主體。」

「我們在災區的物資明明不足,但是媒體卻說物資太多,這反映出我們在災區其實只能一直被支配,沒辦法自己出聲。還有我們部落文化保存該怎麼做,希望與會的學者多多思考這個問題。」

「我們今天作為原住民同時也是災民代表,到這裡來希望強調的是『回家』的主體性。請大家時時刻刻提出建言時,都要考慮到這個問題。畢竟,我們已經歷過太多的『被決定」』。

主持:陳文德教授(中研院民族所)
謝謝這幾位那瑪夏朋友的經驗和心得分享。我們今天處理八八風災這樣的議題,面對很多不一樣的層次,例如全球化到區域性的氣候改變,而氣候的改變又跟整個全球性的資本主義經濟發展有關聯。回到台灣,從政府、區域性到地方的處理,也有著現實上的落差。除了鉅視、多層次交錯的思考討論之下,在這裡我們也將進行與「當地住民」有關觀點的討論,思考部落的重建之道。

今天的三位與談人均學有專精。任職於靜宜大學生態系的林益仁教授,多年來參與馬告國家公園的規劃、石門水庫治水計畫、和部落地圖,且探討資本主義下的災後重建,跟產業經濟有關的議題。官大偉教授任職於政治大學民族學系,關注泰雅族資源管理、地方認同與生態知識的結合。蔡志偉教授任職於台東大學南島文化研究所,多年來參與原民會計畫,熟悉傳統慣習與當代國家法律之間的關聯,今天將對於8月27號立法院三讀通過的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特別條例,與原住民族基本法的連結、矛盾、不一致的地方做討論。

引言人:林益仁(靜宜大學生態學系)
今天我將與大家分享在原鄉部落裡跟災難重建和強制遷村等等有關的議題。值得關注的是,從災區撤出的原住民朋友,因為被安置在不一樣的地方,往往沒有機會聚在一起討論未來遷村、重建等等的議題,而這也導致災後位在災區的原住民部落,隱約開始產生瓦解的現象。另外,各界不同的單位在進行救助工作時,也往往忽略了原住民的主體性。剛剛我們已經聽到來自災區朋友急迫的求救聲,但我們也應該認知到災區的需求雖然和我們目前討論的議題有關係,但層次有些許差異,需要詳加說明。

遷村:返回原鄉的生態政治(Homeward-bound Political Ecology):有關遷村的議題,我想聚焦在「返回原鄉」 這樣一個問題意識,這其中涉及了兩個層面:首先,台灣的自然環境變化很快,而極端氣候造成的影響,使得台灣土地更加容易變動。這使得原住民的歷史裡面,變遷與遷徙的議題不斷出現。其次,我們現在不應該把「原鄉」太過浪漫地賦予「未曾經過破壞的、原始的」想像。事實上,在過去的歷史中,讓部落的政治、經濟、文化等變遷的要素至少有以下四個層面:第一,歷代殖民政策遺留的土地政策與問題;第二,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邏輯;第三,選舉等政治操作;第四,相關法律的箝制,例如國家公園保育法中對水土保持制定的相關規範。換言之,「變遷」才是原住民部落的主調。因此,唯有先對原鄉的各層面問題進行分析,返回原鄉的動作才會紮實,也才可以對能否「處處是原鄉」的議題有所貢獻。

當我進行泰雅族部落地圖的研究時,發現在過去幾百年內,泰雅族順著河流從中部往北部遷徙:有些遷徙是受到自然限制壓力的自主性遷徙,也有受殖民政權影響而被迫遷徙,原鄉起點的追溯並不容易。而因為各個族群都有不同的遷徙歷史,所以遷村或遷徙的議題,需要依照個別的族群去面對。那麼在泰雅遷徙的歷史脈絡下,「原鄉」在哪裡?

排灣族的撒古流從九零年代開始積極推行「部落有教室,在地有智慧」的原民運動,倡導部落可以自給自足,有剩餘的成果再賣給外地人。在撒古流對原鄉的想像裡,傳統的知識讓原住民足以靠山吃山。但真實情況真的是如此嗎? 在撒古流所繪製的部落地圖裡已經顯示了一個有趣的現象:傳統生活方式的一隅還是出現了一個戴著帽子、穿著西裝的外地人,部落剩餘的物資賣給外地的商人,原鄉畢竟無法完全隔離和外界的關係。

那麼現在的「原鄉」通常長什麼樣子?根據我的田野經驗,蘭陽溪上游河床開墾為田,種滿了經濟作物高麗菜,卻也是滿滿的、爛掉的高麗菜。為什麼?因為價格下跌,運銷成本根本划不來。還有高山上的果樹,假如沒辦法賣到好價錢,部落的生活也變得難過。無論種植高麗菜或果樹,都是為了應對資本主義市場,因此會遭遇風險和損害,這與當初撒古流的想像完全相反。另外,我們常說部落可以利用天然資源發展觀光業,但到了最後,溫泉飯店大多是外來的資本進駐,真正的當地人只能在旁邊開一家小小的雜貨店,賣些小吃和檳榔──這其實也是「原鄉」的風景。

2000年開始,政府推動新夥伴關係,例如傳統領域、生態知識的調查等等,在政權交替後有顯著的成長,加上原住民基本法的通過,這些對於返回原鄉安居樂業的心願,都是重大的影響因素。原住民的口傳歷史過去因為沒有文字,所以原民會所保存的部落地圖、研究者和文史工作者記錄的影像和文獻等都非常重要。如何將這些資料運用於現在的風災,是值得再思考的問題。特別是此次風災後突顯了重建、防治等問題,我們也看到專家預警的系統跟原住民部落再溝通方面存在著鴻溝,雙方尚未建立信任感;各方面資源的投入與工程,也涉及原鄉部落裡地方政治的問題,例如與選舉派系有關。

災難的生態政治學:在國科會的一份團隊研究裡已經指出,關於災難的背後,需要注意到以下問題:市場經濟的機制、媒體擴大對於災區不良或錯誤的想像、自然現象的影響、台灣本身環境的特性、與保育團體的對話、地方政治、在地社群的行動等。在過去幾年的原住民部落裡,我們已經可以看到在地社群的力量逐步地透過自主性的組織來結社,例如尖石鄉的司馬庫斯部落,就是用一種不完全是資本主義經濟的邏輯、而採共同經營的方式,解決部落的交通運輸。這個例子可能與鄭瑋寧博士在上一場次提到的錫安山一樣,有助於提供其他部落回返原鄉時的參考。

河川管理vs流域觀念,地質vs土地觀念,自然資源vs領域觀念,

social fabric, 宇宙觀vs國家觀念,風俗慣習vs法律規範,在地技能vs現代科技,傳統組織vs現代組織(教會、協會、公部門)

很多著眼於河川管理、地質調查、自然資源保育政府措施,如果從部落的角度與原住民文化的觀點來看,相對應的是流域觀念、土地觀念和傳統領域等觀念,然而這種兩相觀照的邏輯在過去往往被遠遠低估。但這卻是人類學家最擅長的部分──我們既然累積了非常多的知識,應該努力思考如何在災難後將這些知識派上用場,與國家政策、科學研究進行對話。另外,災難的背後也涉及到傳統信仰、宇宙觀、風俗習慣、在地技能和傳統組織等面向,也同時在部落裡看到國家觀念的深入,法律規範、現代科技的侵入,以及現代組織(如社區發展協會和教會)在部落裡的影響。

部落主體性的力量如何能夠茁壯起來,在風災的重建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在返回原鄉的議題上,實在需要大家關注並深入思考。

引言人:官大偉(政治大學民族學系)
在這一次的風災中,展現了一個契機,即探索組織長期集體研究計畫的可能,也就是提供了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進一步對話的可能性,希望雙方的溝通和合作可以對災後的部落提供一些幫忙。在討論遷村議題之前,我認為有三項課題是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研究者必須共同思考的:

1. 山上真的危險嗎?

2. 山地農業等於濫墾濫伐嗎?

3. 什麼是原住民的傳統生態知識?足以應付當代的困難和危機嗎?

首先針對第一個問題,我們更進一步思考:是否太過於習慣把山上跟平地分為兩個獨立的系統?我們習慣把山上想像成危險的,相對的,平地是進步、安全的。這是從何而來的刻板印象呢?例如此次風災受創嚴重的小林村,海拔只有三百多公尺,甚至比台北人熟悉的陽明山還「矮」!事實上,對於山上是否「危險」,應該透過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分析方法來認真看待:哪些地方的地質條件可能有立即性的風險、又有哪些其實是刻板印象的再現。如果賦予山林過度神秘的想像,再一味地把「危險」扣在部落上,造成非得遷村不可的理由,這個邏輯值得我們反省。

我想用自己參與石門水庫社區調查的田野經驗,嘗試回答第二個問題:當我們利用地質學的科學方法進行調查,把山上耕作的土地、地表的使用、土壤的流失與石門水庫的淤沙做比較,赫然發現石門水庫的淤塞,其實跟農地耕作的關係不大,大量沉積的來源主要還是來自於自然林的崩塌所留不住的泥沙。至於從人為造成淤塞的因素來看,比起農地,道路興建帶來的危害更多;另外還牽涉到山上產業的變遷,造成土地使用的歷時性變化。目前為止我們已經發現,有關「山上是否危險」和「山林農業就是濫墾濫伐」的論述,都需要透過進一步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對話來回答。

關於第三個問題的解答,回應第一場的兩位發表人(劉紹臣博士與汪中和博士)對全球氣候變遷所作的嚴重性預測,我們目前必須應對的環境問題確實前所未有。但是,如果我們以當地知識為主體來考量,「生態」不僅包括土地、動植礦物等層面,應繼續擴充解釋為「人和環境的互動關係」,這樣的知識還包括如何使用、分享,以及交換網絡等層面。如果將這些要素都納入考量,則現存的環境問題就變得不那麼前所未有,也不會是傳統知識突然無力承擔的狀態。因為這些本質性的關係,就存在活生生的社會網絡中。

最後,我想提出兩點建議做為總結:遷移並不單純是從一個定點搬到另一個定點那麼斷裂,而是兩者間延續,同時創新社會網絡的開始。簡單來說,「原鄉」就存在於人際互動的社會關係裡。至於從生態知識的角度,自然科學如地理學,和社會科學如人類學的專業技能,可以共同合作,這就帶出我所要說的第一點建議──建立在地防災、災害辨識、災害通報、災害地點調查的系統。這也是一種社會組織動能得以重新復振的工作,呈現的是當代對於災難的經驗和觀念。

另一點我認為大家都應該反思的,就是勿把災難本質化、自然化。例如慈濟說這次的風災呈現出山林的脆弱,需要休養生息;但這絕不單純是某次颱風或某群人造成的。對原住民而言,這是被壓迫的結果,是社會的脆弱,是長期社會結構扭曲、政治參與不平等的反撲,而這權力關係的不平等同時也改變了我們和土地的關係,暴露出整體性的社會脆弱。隨著氣候變遷加劇,當初造成我們與土地關係扭曲的相關政策以及做法,才是應該要被重新檢討、改變的。

引言人:蔡志偉(台東大學南島文化研究所)
風災反映出的是當代災難的經驗。就這次的莫拉克風災來看,原先是一個讓國家法律與傳統規範對話的機會,但從種種現象卻值得我們反思:為什麼竟然變成對多元文化價值的取捨?例如慈濟的證嚴法師認為應該停止開墾山林,主張讓大山休息。但我這裡想引用部落重建基金會戴明雄牧師所說的「不同的森林觀」──從原住民的角度來說,卻認為「不能讓山林孤獨」。剛剛兩位引言人都用了不同的面向來探討這次風災的影響,因為我的專長在法律,所以我就用法規的面向來討論。

行政院在8月27日快速通過了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條例──草案在8月20日才剛提出,一個星期之後就通過,讓我們可以感受到政府「快速救災」的意志。但是這樣的速度適合嗎?在討論的期間,因為有很多災民都還受困於災區,無法取得與外界的聯繫,所以條例的通過,完全沒有辦法讓有實際感受的人民能加以監督與對話。條例草案公布之後,也沒有舉辦任何公聽會,只能透過幾個NGO組織自行舉辦民間版的公聽會和說明會,提交一些重要的意見給政府參考;雖然部分民意代表把其中的幾個條文依據NGO的意見作修改,但仔細對這個法律逐條檢視,仍然會發現問題重重:

第一、從條例的第一條來看,指明「為安全、有效、迅速推動莫拉克颱風(以下簡稱颱風)災後重建工作,特制定本條例。本條例未規定者,依災害防救法及其他相關法律之規定辦理。但其他法律規定較本條例更有利於災後重建者,適用最有利之法律。重建地區位於原住民族地區者,並應依原住民族基本法相關規定辦理。」條例中提到了災害防救法、原住民族基本法、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條例及最有利之法律,然而是誰來決定哪一個法案「最有利」而優先使用?文中完全沒有明確說明,這樣將會困擾災民與行政機關。

第二、條例中也提到災後重建委員會的設置,應該要有至少五分之一災民及原住民的代表。但是,沒有人能夠確保將來有真正的災民參與、監督這個委員會,因為在法律條文裡完全沒有提到要以什麼辦法選出委員,我擔心這可能會成為一個黑箱作業運作的機關。再者,第二條提到「災後重建應以人為本,以生活為核心,並應尊重多元文化特色,保障社區參與,兼顧國土保安與環境資源保育。」要如何以人為本?要設置什麼樣的措施保障社區參與?這些文字都缺乏實際的法律意義。我認為最嚴重的「自開後門」法律在條例的第二十九條:「重建作業如遇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地方政府之行政規定及作業有執行窒礙時,依行政院重建推動委員會之決議辦理。」這條法律的白話解釋就是,整個重建條例可能會變得毫無意義,只要公部門認定「窒礙難行」。

第三、重建條例第二十條:「災區重建應尊重該地區人民、社區(部落)組織、文化及生活方式。中央政府、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得就災區安全堪虞或違法濫建之土地,經與原住居者諮商取得共識,得劃定特定區域,限制居住或限期強制遷居、遷村,且應予符合前項之適當安置。」首先,「共識」兩個字缺乏法律效力。而且文中並無提到,萬一在諸如「強制遷村」的決定上,公部門與原住者很難達成「共識」,則處理的方式又為何?這些都需要有關單位更謹慎地思考。

第四、按照原基法第三條的規定,推動行政院審議、協調法條的委員會組成應有三分之二為原住民,不過,災後重建委員會的委員設置(不得少於五分之一的災民與原住民為代表)規定又和原基法有所不同(原住民族相關法令制定原住民族代表應占三分之二)。我在此也要提醒災區原住民部落的朋友和有關單位應該要作適度的調整,才能透過比例確實維護原住民災民的權益。

第五、有關遷村的問題,原基法規定「除非有立即危險,否則不得強制要求居民離開居住區域」。但是要透過何種機制判定卻沒有說明。同時在遷村的過程中,強制有兩個面向:一個是可否要求村民從危險區強制搬走,疏散到安全的地方;另一個面向則是可否強制決定災民搬到某區,換言之就是「被決定」要搬家到什麼地方。此外,其實在重建條例中,有三條都提到「文化」,可以表現出政府對「文化重建」的重視。對原住民來說,文化包括了有形與無形的文化資產,文化是生成於原住民與土地的互動。因此如何保障原住民族人的自主性,將原住民遷村後,我們又可以怎麼協助原住民的文化重建問題,這些都是在法律條文上還看不到的地方,需要更多的努力。

法規條例上所規定的事項,例如第三條「其範圍由行政院公告」的災區,到目前都還沒有明確的劃定,希望大家要持續督促政府。我認為原住民族基本法提供了一扇窗,或許可以仰賴原民會。在原基法的第二十五條明訂:「政府應建立原住民族地區天然災害防護及善後制度,並劃設天然災害防護優先區,保障原住民族生命財產安全。」換言之,或許災區的劃定可以不經過行政院通過,就由原民會動員,進行部落的自我救災工作。

除此之外,災民基本資料的匯整到目前為止也缺乏資訊。我建議災民可以有自己重建的方式,最重要的應該是要建立自己的組織。否則現在有太多的政府單位、慈善組織要進入災區幫忙,災民越來越會受制於他人。最後我想說兩個聽起來或許有些諷刺、有點感傷的真實案例:去年南投信義鄉豐丘明隧道突然崩塌的掩埋災難,當時前往慰問的馬英九總統承諾罹難者家屬會協助提出國賠申請,但前陣子參與法律扶助基金會的討論時,原住民族政策協會的代表拔尚指出,他們竟然到現在還沒申請。為什麼?因為家屬認為行政機關會按總統的吩咐照辦,所以家屬只是靜靜地等待。下一個故事與公文傳遞缺乏效率、曠日廢時有關:嘉蘭村這次風災也有所損傷,但他們到目前為止,其實還沒有獲得2005年海棠颱風的災害賠償。由此可知,災民自我組織起來的力量才會大,而我在這裡也要強調,各界應以這種原則來給予協助。

討論與回應
與會者(南方部落重建聯盟): : 根據我在那瑪夏的經驗,目前災區出現了很多我稱之為「暴力」的現象,像是年長者對待青年,男性對女性,或有力人士和慈善團體對待缺乏資源的災民等等,多少有種「為了把救災做出成績」,夾帶資源而而拼命下指導棋,讓人不舒服的感覺。我想部落需要的是一段冷靜的時間,太快的重建實在承受不起。 此時需要的是慈悲與謙卑,更溫柔而緩慢的重建處理。此外,此時也不應二分原漢等,來不斷切分界線。

另一方面,我個人認為風災和九二一震災有所不同。921後,房子倒了重蓋就好,但是颱風過後潛在的土石流危機感則是:即便我們知道房子還在,但是政府卻說可能會危險,讓我們回不去,但那其實是我們從小到大生長的家!災民心靈的重建相對來說更為重要,我希望學者們多聽災民的需求,而非單方面的輸入。 我想請問學者認為可以幫忙我們什麼?

阿棟牧師(鎮西堡人,曾任原民會副主委): : 我和一些部落的朋友從8月 13到26日一直在災區幫忙,想分享一些故事:受災的尖石鄉部落告訴我們,他們希望救援物資可以提供一頭豬。這可考倒了我們,路都斷了要怎麼要運豬進山裡?但是族人告訴我們,會所想要在禮拜天辦個儀式,透過殺豬分享,大家相聚在一起彼此取暖、給予安慰、支持。我認為這就是原住民部落像家人一樣相互依存的情感。我曾擔任半年的原民會副主委,發現公家機構的程序繁瑣且緩慢,所以需要更多學者來關心。

在我們居住的鎮西堡檜木群,人人都知道山會呼吸,森林本來就會自然崩塌。所以我認為儘管現在氣候變遷很劇烈,原住民一定有辦法運用傳統的智慧永續下去。我們幫助災民是要給他們安慰,不是要切割人和土地的關係,而是要貼近土地,找出一條生路。當然有很多科技的方式,我們也希望人類學者下鄉來工作,提供給我們需要的知識。

卡古(記者,原住民電視臺): : 我自己在媒體工作,很熟悉災難之後都會談重建。但是重建的定義是什麼?應該要重建到什麼程度?我從剛才大家的發言得出一點心得,似乎「能夠了解並選擇適合居住的地方」這種知識,就可以叫作原住民的智慧。這是自由度非常高的觀念,而不是很狹隘的天文地理知識。但我從自己還有跑部落的經驗也知道,現在這種完整的知識體系已經被摧毀,而現在的部落必須要在短短五十年內學會所有政府體制內的遊戲規則,包括貿易、教育系統、生產機制等等,才能與主流的社會一起競爭。我們要適應這個規範,了解到國家的各種規定,沒有這麼容易。我覺得國家給的自由度夠,原住民傳統智慧才能發揮。然而國家會放嗎?

林益仁: : 對於在遷村的問題上,國家政策與原住民的認知應要能夠對話。至於原住民朋友自己,則應要運用主體力量。我能夠體會部落朋友心裡的焦慮感,出自於希望幫自己的家人、朋友多做一些事、解決一些問題。我認為組織很重要。如果能夠派上用場,多傾聽災民的聲音,將對災難或者遷村的議題上將會很有用。

官大偉: : 學術討論與原住民部落發展有所落差,我雖然是泰雅人,我的田野經驗和研究都在泰雅族的部落,雖然我非常樂意幫忙,甚至協助部落取得重建過程的共識,然而我不認為可以將泰雅經驗完全運用在那瑪夏布農族朋友的身上。但有一些基本的觀念我願意在此提供建議:重建不是只有實體的建築、馬路,而是要趁此機會反省、調整並且翻轉上對下的權力關係。要重建的是大結構的權力關係(如流動性被限制、土地流失)。例如麻美的聚落在地震後裂出了一整條大縫,把部落分成了一半,於是族人們決議要遷村;最後卻沒有成功。為什麼?因為他們希望遷居的新址是林務局管轄的土地。我認為這種問題絕不是鐵板一塊、沒得協商,而應該要促發大家從社會內部開始反省。

蔡志偉: : 就階段性的協助而言,我認為民族所黃智慧研究員參與的小米穗原住民文化基金會所提倡的「以工代賑」方案很好:他們建議政府應該要讓這些登記上工的災民著手負責進行文化調查的工作,而非只是清掃家園。如此一來,他們可以充分運用部落的人際網絡,又可以確保文化的保存。

我要再一次地強調:建議災民自主性地建立組織,因為唯有組織,才能確保主體性基本的工作。有組織就可以有團結的單一管道向外界發聲、與外界溝通,如此一來,在重建的漫長工程中災民就有協商的自主性,不會被單方面的支配。有了組織,在法律問題的手續層次也有一個固定且公開的窗口,日後如果要進行國賠程序時,會變得簡單許多。例如我現正與部落的朋友一起在為金峰鄉的部落提出集體訴訟和國家賠償的相關案件,希望提供給大家參考。

台灣原住民「傳統」環境智慧與聚落遷移:從自發選址到政策遷村的比較與檢討

第二場:上午 10:40 ~ 12:10
主持人:朱瑞玲(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邀請與談人:林曜同(台灣藝術大學)、鄭瑋寧(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蔣斌(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台灣原住民各族,自古就有因為尋找耕地或獵場,或者躲避災害而進行聚落遷徙的歷史。「傳統文化」中的選址條件為何?自日據時期至今的政策遷村案例,多數的考量為何?政策遷村成功與失敗的案例如何?此次風災中受創最重的聚落,屬於哪一類?是否有證據顯示,傳統選址方式決定的「古」部落,受創較輕?傳統的選址智慧,在長程氣候變遷的條件下,是否仍然有其價值?

轉錄:李梅君(臺大人類系)、李文騫(臺大商研所)
補充與校訂: 李宜澤、蔡馨儀、郭佩宜
引言人確認:林曜同(已確認)、鄭瑋寧(已確認)、蔣斌(尚未確認)

主持:朱瑞玲(中研院民族所)
在上個場次,我們關注的是人與自然環境、歷史脈絡互動的關係。面對這次的嚴重災害,讓我們不得不重新思考人類與環境的關係,也對國土規劃政策有新的期待和反省。本場次的主題就是聚焦在八八風災後的聚落遷移問題,希望透過三位引言人的專業知識背景來理解,包括林曜同博士在那瑪夏南鄒族的田野經驗,鄭瑋寧博士對魯凱族的長期研究,以及蔣斌先生與排灣部落的深厚感情。究竟該不該遷?遷哪裡?怎麼遷?

引言人:林曜同(台灣藝術大學)
那瑪夏鄉具有多族群聚居的特色,原居族群是屬於現今行政分類上的南鄒「Kanakanavu」族人,現今本鄉族群組成以布農族人居多。值此後風災時期,各界對於重建過程與可能的政策選項、得失多有建言,基於對那瑪夏鄉的多年研究心得與深厚情感,特別分享關於那瑪夏鄉部落的傳統選址智慧,謹以一愚之得提供社會各界,在遷村議題的思考點上能有更尊重、更有彈性的態度與作法。

在這次的風災當中,高雄縣境的三個原民鄉鎮都受到嚴重衝擊,特別是楠梓仙溪以及荖濃溪流域,除那瑪夏鄉外,還包括以魯凱族為主的茂林鄉和主要為布農族的桃源鄉。布農族,Hla’alua,魯凱族,排灣族,泰雅族和平地人都因為不同政策以及生計的關係,遷徙而聚居於那瑪夏鄉中。而那瑪夏(Namasia)的由來,其實是南鄒Kanakanavu族人對楠梓仙溪的族語稱呼-”Namasia”。漢人聽聞後便以台語發音記成"楠仔仙",後來才轉成了"楠梓仙"。過去名為三民鄉的那瑪夏鄉包括民族村、民權村與民生,隨著近年來的自我認同意識抬頭,除了鄉名已恢復Kanakanavu族人的傳統稱呼外,村名也分別改為南沙魯(原民族村)、瑪雅(原民權村)、以及達卡努瓦(原民生村)。值得注意的是,以上幾個村落其實都是由多族群所組成,雖然南鄒族人是最先的成員,但目前人口以布農族最多。事實上,整個那瑪夏鄉就是由很多不同的原住民族群構成,除上述外,還有部分的排灣人和魯凱人。

那瑪夏鄉原居住民的遷徙歷程,最早可追溯到文字歷史之前,根據南鄒族人的說法分為「東來說」與「西來說」。以日治時期學者馬淵東一為首所提出之「東來說」,記錄南鄒族人由現今台東霧鹿一帶遷徙而來,今日部分族人則持「西來說」,認為南鄒族人是從台南一帶遷來。無論如何,這些說法都指出南鄒族人於中央山脈及阿里山脈頻繁的遷徙過程,而這頻繁的遷徒部分導因於眾多天災、環境困厄的考驗與挑戰。這些經驗使族人累積出對環境的選擇智慧。因為楠梓仙溪貫穿東北往西南,因此形成許多河階台地,該時期因為各有耕地的緣故,族人主要散居在離河面稍有距離的坡地上。

當國家力量介入後,因農業政策或管理方便之故,破壞了該模式並漸漸改變原本居住與遷徙的型態。日本殖民政府以及國民政府為了大力開發水稻田,強迫族人必須搬遷至楠梓仙溪兩側的河階台地,此處地勢相對低平,卻因土質鬆軟、靠近主要大河與氣候潮濕而不適居住,平坦但有氾濫危險。不同於政府所選擇的平坦居所,透過口述歷史與相關記載,可見早期族人主要居住在地勢相對較高、氣候涼爽與楠梓仙溪支流附近的區域。顯然,族人在頻繁的遷徙過程中發展出一套選址的模式與想法。絕非第一次面對土石流與大雨坍方等問題的他們,早已累積出自己的生存智慧與應變。土石流、坍方等為原住民生活常見,亦有一套應變方法。這次風災中有兩村居民自己發現雨量過大,就自行撤離到相對安全的地方,就是很好的例子。

早期的傳說裡那瑪夏的由來,提到其古老歷史中,曾經有一條大鰻魚擋住山區河道,被部落的年輕人發現。這個發現的年輕人就叫做Namasia,他發現了大鰻魚擋住水流而形成可能是今天所說的堰塞湖。

但是政策性的遷徙可能造就將原有智慧放棄的衝突情境。透過詳細觀察遷徙的路徑圖,早期的聚落都是靠近山坡地裡的小溪流,而非大河河谷附近。從遷徙地理位置的認定來看,發現族人選擇過的居所,其耕地大概與大河至少有數百公尺遠的距離,而居住地更是垂直距離有兩三百公尺以上的差距。但在政策遷徙下,把原住民從原來的較高居地,被迫帶領到居住位於鄰近大河的河階台地,除了新的農耕和管理的原因,還有靠近既有道路的理由,而大部分的既有道路沿著河道開發。原先發展出的經驗與智慧在不熟悉的區域發揮有限,而這些強制的過程或許是造成災害的原因之一。

引言人:鄭瑋寧(中研院民族所)
我以屏東和高雄地區之魯凱族人在這次風災的受損情形,彙整出「政策遷村」與「自行選址」的部落分別受到何種程度的衝擊。目前屏東高雄地區的魯凱人分布在以下地區:屏東霧台鄉的好茶、霧台、神山、阿禮、佳暮、大武、吉露;三地門鄉的青葉、德文的相助巷;高雄的茂林、多納、萬山。這些地區的經濟活動以種植經濟作物、文化觀光與民宿、自然風景區與溫泉為主。此外,青壯年人口在山下從事薪資勞動以養活山上的家人則是另一類的經濟安排。以災害損失程度來看,受創相對輕微的部落有四分之三是「自行選址」,而災情相對嚴重的部落,則有一半來自「政策遷村」。災害損失的認定極為複雜與模糊,難以斷然採用一套絕對標準來分類,因此,謹以相對性的資料來提供約略的輪廓以供各界參考。以下,我將遷村放在資本主義化的過程中,從兩個層面進行討論:第一,將遷村政策脈絡化以探討遷村其涉及的政治經濟意涵。其次,我將針對重建條例中與經濟活動安排直接相關的條文為例,重新檢視在重建特別條例頒佈之後,災區在經濟重建過程中可能會面臨哪些問題。最後,我希望能呼應黃應貴先生在上一場次提到的看法:若我們要能真正地面對自然的劇變對人類社會帶來的災難時,必須思考「經濟與產業必須有所改變」的問題。

首先,我將「遷村」放在資本主義化的過程來看待,探討它涉及的政治經濟意涵。我認為,「遷村」是國家為了打造適合資本主義發展環境的作為。根據我在台東田野訪談Taromak村落歷史的經驗,日本政府為提供殖民母國的稻米需求,強迫魯凱人進行兩次遷村以利水稻種植。當時,Taromak裡有部份家戶被遷移到行水區,在國民黨接收之後,因颱風造成的大水而沖走而再度被強制遷移。在國民黨政府執政時期所進行的現代化開發過程中,基於交通和便於都市化等因素,政府要求好茶村民遷村,而地點卻是位於行水區內。另外,這次風災中嚴重受損的嘉蘭村,同樣是被政府遷移到行水區。從生態觀點來看我們可能有以下的疑問:行水區乃是高風險地區,而且現行的水利法嚴格禁止原住民在行水區搭建永久建築與種植多年生作物,為何政府當時會將原住民遷村至行水區呢?最後,我關心的是,在目前新自由主義的體制下,遷村又會以怎樣的方式進行呢?這是台灣未來即將發生,而我們必須去面對的問題。斯里蘭卡政府在海嘯後的遷村政策,可以做為我們反思的參考個案。

以斯里蘭卡為例,南亞海嘯前的執政當局與外資合作,希冀透過發展海濱景觀的高級觀光業來刺激國內經濟成長,並由美國國際開發總署、世界銀行與亞洲開發銀行共同介入主導,企圖採取民營化與公司合營的開放經濟模式。這項計畫為了開發更多海灘,居民被迫遷往內陸,從而必須放棄傳統的捕魚生活,民眾遂以罷工與街頭抗議表達拒絕,並於後續選舉中,選出棄絕這項計畫的候選人來組成聯合政府。然而,海嘯過後的重建基金需求龐大,為了換取世界銀行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貸款,原先反對民營化的總統公開宣示擁抱自由市場,政府基於「安全因素」而強將漁民遷居內陸,使他們的生活無以為繼。跨國合作的BOT案卻就此「安全無虞」地進駐海岸,以「振興經濟」為名而大行各項開發計畫。值此重建活動正如火如荼展開的時刻,斯里蘭卡的例子值得我們更深刻的思考與反省:究竟什麼樣的重建是民眾需要的?這個案例提醒我們,災難很可能會形成了政府將重建做為介入社區原有組織以及內在復原能力的跳板,並且透過公權力來深化自由市場機制的運作。

第二,重建家園過程中涉及國家與地方是否能想像新的社會形成的問題。首先,讓我們先了解「重建條例」如何對災後重建所涉及的經濟活動進行規範。以重建條例第十三和第十四條來說,針對災民如何從事臨時工作領取津貼的考量──勞委會希望媒合災民到公部門與非營利機構工作,但同時提出一系列的排外條款,咸定「上述之臨時工不適用於勞基法、就業保險法以及勞退條例」,再者,又要求「進用單位必須為這些臨時工申請辦理勞保、健保,而由政府負擔相關費用」。

這些規定至少會產生兩項問題:首先,目前原住民透露的訊息是希望政府透過現成的「擴大公共就業」、「多元就業」或是「馬上上工」來重建家園,而政府會以此解決災民的失業問題。但是重建條例的規定反而使得被當成勞工的災民沒有得到穩定化保障權益的機會。就這一點而言,災後重建看起來更接近解救失業率的振興經濟方案,忽略重建家園的真正意義。再者,依照重建條例,將會出現原住民災民有勞動事實、有勞保卻不適用勞基法的雇傭型態。一旦重建過程發生工作傷害時,隨之而來的法律問題與理賠認定將可能對災民造成更大的二次傷害。換言之,在重建過程中當中,重建條例竟使得原住民災民要承受更惡化的勞動條件,使其成為整個經濟活動與福利體制中更為弱勢的一方。就條文而言,我認為還有另一個隱藏在預設中、卻必須正視的問題:國家是將重建過程中的原住民臨時勞工當成社會救助的對象,而非是他們為真正的勞工。重建條例一方面為災民提供一張防護網,另一方面,卻是讓災民陷入更邊陲的位置。

再者,遷村的問題更觸及以下問題:在災後一片空白中,我們想再創造怎樣的「經濟」?這部份要分為兩個層面來討論。從文化抵抗的層面來看,隨著重回舊部落的聲浪提高,原住民在遷村爭議中表達希望「回到舊部落從事自給自足的經濟與山林自然和平共處」。這是在傳達一個沒有國家與資本主義的部落生活與自主之意象,藉此抵抗國家的介入與資本主義侵蝕與剝削。另一方面,這個「部落經濟與生活」的意象涉及原住民對未來經濟活動的想像。事實上,我們都知道,原住民社會早已與台灣大社會、國家治理與資本主義密不可分。回去原鄉之後,原住民想要建立如何的「社會」呢?要採取何種賴以維生的經濟活動?是從事種植小米、芋頭、豬和打獵的自給自足的生活呢?還是繼續種植經濟作物,從事文化觀光與文化產業呢?回到舊部落裡面,是不是真的能夠創造出有別於資本主義的經濟安排,從而可以避免自己再度成為資本主義經濟中被剝削的對象呢?

就地方政府對未來經濟想像的層次而言,透過新聞放送的安置政策訊息,大體上都是由國家扮演主導分配的角色,決定一塊土地給災民,讓大家重新居住,甚至直接給一塊地讓他們從事農耕。另外,高雄縣則傾向繼續按照原來的經濟安排從事文化觀光與溫泉業。然而,我們沒有看到政府對於後續的經濟安排有任何新的想法。政府給了原住民一塊可耕地,是要他們從此之後進入市場經濟嗎?或是另有其他安排呢?從前述之地方的想像到國家的想像,我們不禁要問,究竟災後重建是朝向一種新的經濟安排,還是延續目前新自由主義的意識型態所支配的經濟活動呢?

最後我想提出的問題是:台灣社會可能有發展另類經濟的可能性嗎?讓我以一個在此次風災之後也獲得重視的錫安山為例來說明。當地居民以宗教信仰來支撐他們的整體社會生活的制度性安排。他們的經濟生活主要是:無毒栽種作物與以有機飼料畜養家禽,而其產品販售是透過郵購與有機商店通路,與資本主義的經濟體系維持最低限度的聯繫。政治上,他們對抗國家的兵役以及警察的優勢壓迫,並試圖建立一個自治(而無政府體系介入)的共和社會。所謂的「自給自足」其實不等同於聚落的完全封閉與遺世獨立。然而,目前原住民要發展有機農業的社會條件已經不同,必須面對有機商品生產履歷的法令限制。特別是那些沒有資本提供產品相關檢驗的小農,可能無法將自己生產的產品標記為有機。我們必須嚴肅地去面對並思考:災後重建究竟是要創造新經濟與新的社會形成(social formation)?或者,只是以振興經濟之名,繼續繁衍舊的資本主義邏輯,且複製原住民的邊陲性?

引言人:蔣斌(中研院民族所)
原住民部落的歷史記憶都是附著在地景留下的痕跡,其實是一條不斷遷移中的動態路徑。在災後重建的過程中,「遷村」已成為各種團體、媒體與政府所討論的重要議題,而以上的論述似乎就變成一個曖昧的宣稱,可能造成政府強制遷村據以合理化的緣由。如果我們仔細檢視原住民的歷史,遷村其實並非新事,許多原住民部落都擁有自己的遷村史,而這個歷史跟地景的結合,與記憶之間的關係,就是人類學家進入田野時皆需要認識的功課。

遷移是原住民部落內在的一部份,但是當代在災難之後,遷村卻往往成為爭論的核心。這使得我們不禁要問,政策下的短期性、暫時性遷村與原住民過往的遷村模式有何不同?很多時候我們所聽到的話語容易帶有政治性,諸如「原住民的主體論述需要受到重視」,但另一方面,台灣也有相當的聲音認為「政府公權力應該以維護國土安全為由來強制執行」,這些都需要我們謹慎以對。的確,政府的強制遷村經常要求居民在短時間內就得遷離,而其執行程序也有許多必須檢討之處。原住民本身的意願絕對要被尊重,但當社會輿論指出遷村的必要性時,我們需要更冷靜地思考與判斷,更細緻地理解搬遷的階段性意義──有危險性的地方當然有要強制搬遷的必要性,卻不是強制規範一定要搬到哪裡。

此外,也需要對於遷移的方式如何、有那些需求加以考量,這就是回應剛剛鄭瑋寧博士提出「脈絡化原住民選址和遷村」的概念。我認為不應該一聽到「強制遷村」四個字便情緒性地加以批判,這些關於遷村的討論絕對不能太武斷,要開啟彼此協商、相互溝通的機制。根據我的田野經驗,原住民對他們生活的環境充滿感情。部落朋友們無論在訪談或閒聊間都常常跟我提到,為了經濟或種種因素必須搬到都市,卻對環境很不安、焦慮,不時有想「回家」的念頭,一直到接近家鄉、過了檢查哨之後,整顆心才安穩了下來。這種安定的感受是很真實而必須被尊重的。所以,雖說「搬家」不是「失根」的同義詞;相對的,在原住民的傳說故事中甚至可能成為新的事件,這段歷史會用來凝聚他們再一次的集體經驗。

我們對於一些籠統的字眼或說法要小心,例如「原住民的根在山裡」、「原住民的原居所以及祖靈都位於山地,離開了山林就是離開了祖靈」,但同時原住民又有長期遷移的歷史,前者有將原住民歷史文化本質化的危險。換句話說,將祖居地或原鄉概念過度實體化(reification)(例如「原住民的根在某部落」),也是另一種過度簡化事實的看法。我們應該注意,太過於強制的口號可能會妨礙族人追求主體權益,無意間剝奪了他們的集體幸福,要小心看待。從原住民文化及其長期的遷村史來看,遷多遠以及怎麼進行遷徙,在歷史的過程中不斷發生討論。我想要透過各個村落的實際位置和遷村史逐一說明。

根據地圖顯示,屏東縣三地門鄉的遷村主要是大社、德文、達來此一軸線。最近有一些抗議遷村的聲音認為:遷村後的新部落容易發生災害,老部落反而很安全。實際情形是否如此?我們也可以利用機會仔細檢視。從歷史上看來,大社族人在荷蘭時期(十七世紀)就登錄了戶口,因為二十公里遠的原居地山崩而從北方遷來,已在此地居住兩百多年、將近三百年。德文原先是由霧臺地區、神山部落遷過來的魯凱人,為尋找耕地而搬遷,需要租用大社頭目的領地,久而久之,大部分的族人已經認同排灣。達來的遷村史很有趣:他們稱自己為「達來達來」,舊名「馬達來」,自詡為浪人,常有遷村的故事。根據我的訪談經驗,可以追溯到在三地門鄉境內的遷村記錄就有五次。他們也會說自己就像是日本傳統概念的武士,有時則透過幫助其它部落戰爭,來取得贈予之土地以供居住和耕作。另外附帶一提,此次風災有受創嚴重的來義村(大厚部落),是民國四十多年因政策遷至此處的新聚落。

由上看來,受災嚴重的部落實際上有的是自行選址遷村,也有的是政策遷村。因此,我們並不能太過武斷地說政策遷村必然有害。回過頭來看好茶與大社兩部落,在本次莫拉克風災前的幾次颱風已經發生部分山崩、土石流和洪水的危害,長期以來一直有遷村的討論,因此風災後就以較快的速度接受了政府擇地安置的暫時性結果。但以下還有幾個部落需要我們繼續關心:例如新來義目前得知受災嚴重,已經撤離到平地幾處暫時安置,後續安排還需要尋求村民的共識;達來所處的位置山勢極陡峭、家戶也比較分散,政府過去曾有換地的計畫,釋出的是原先大社曾居住過的土地,但村民卻不同意──根據當地人的經驗,該地仍有土石滑動的危險,而且腹地也太小、不能容納所有部落族人。現在規劃進入阿里郎山坡,還在協商中。還有太武鄉的佳興村也有類似情境。另外,德文村主要是基於交通路斷、物資無法補給的原因,暫時遷到平地,部落本身倒是沒有受到損傷,所以後續「回家」或遷村的安排需要討論。

我希望藉由以上的討論和說明能夠提醒著大家,我們不應把原住民全部當作一個無差別的整體、而不考慮個別部落的狀況,也不應該把遷村直接認定為是絕對的好或壞。原住民遷村與否,各部落的決定與其遷村歷史、部落內是否有強的領導人(未必是傳統)、內部人際關係等均有關。在政策討論時,需要細膩地考慮到部落與部落間的差異,以及部落內部不同人群的意見與聲音,例如性別、派系等等。

現場討論與回應
某與會人士: : 既然風災後的山地有一定程度的危險,我想請問讓部落全搬遷到平地不好嗎?是否應該對永久遷村有根本性的考慮?

蔣斌: : 剛才我已經提到原住民本身便有經常遷村的歷史,但不同於過去的是,往昔遷村多半僅需要考量其它部落是否已經在此定居和耕作,現在的遷村卻有著國家、法律、政策種種問題必須考量,例如在選擇佔地的時候,可能面臨國有土地歸林務局管轄,必須與政府協商。

我們也不能說原住民所有部落都是被大量移入的漢人由平地被趕至山區,有些族人本來便定居在山區。剛剛我也舉出一些例子,說明原住民對遷移相當有創造力,洪水大石的祖先神話並非絕對不能改變,比方來義就有關於平地居住的歷史觀。重點仍然在於,原住民不應被視為單一、同質化的整體,而將先入為主的刻板觀念套用於其上是錯誤的,絕對需要更細膩且深入的討論與協調。

蔡志偉(台東大學南島所): : 我想要回應關於部落土地利用的變遷概念。就部落居民而言,其過去使用部落土地的方式與今日已大不相同。例如舊部落早期都是族人們以雙腳跋山涉水,但現在對聚落選址的考量,都是要汽車能到的地方或鄰近道路、交通方便易達。所以我認為部落在決定遷回傳統原址時,也應將今日的變化納入考量。

日宏煜(慈濟大學人類發展所): : 我想提出一個菲律賓的例子作為回應。在菲律賓北部的Ifugao,與台灣有相似的颱風季節,卻沒有受到如莫拉克風災這樣重大的土石流災害,引起了學者的探討。結果研究指出,這是因為原住民數百年來的智慧延續至今,傳統的、不過度開發的梯田耕作技術被證明能夠有效應對這些災害發生的危險。然而這些梯田也面臨日益見少的危機,聯合國基於對其生態的肯定,將該地認定為文化資產保護區。這些知識、技術為了避免因為資本主義的剝削而改變,確實是需要保護的。那麼台灣原住民的傳統知識是否也能夠如此?

丘延亮(中研院民族所): : 我們目前為止的討論仍停留在時間軸上的新與舊,但我認為重要的是將今天視為「主體」,去思考我們「目前」是否有新的模式、新的生活能夠用來適應今天的狀況。過去已經回不去了,因為過去已經變化,傳統的祖居地也不再傳統,而我們應該更重視的是今日的人群、文化如何相互互動、協調。既然考量的是主體,我們就應該尊重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生活,而此刻要主張的就是不能被更大的系統給無條件吸納。我覺得問題不在於搬到哪裡,而是應該非常重視族人們到底是誰說要搬?選擇不搬的原因又是什麼?

就像現在一直有個批評的聲音,認為風災之所以造成嚴重的土石流,是過度濫墾濫伐的結果,讓山林無法自我復原。但幾十年前,其實是林務局的卡車將砍伐的木材載下山去賣,而非大社人或其他的原住民去剝削獲利。我舉出這個例子要強調的是,我們應該要虛心學習、虛心接受,而且肯認不同系統的人,他們有與我們不同的生活文化。原住民的智慧,是人類生存的無價資產。

林曜同: : 傳統選址與政策選址各有不同的考量,今日的遷村,必須更關注到未來村民的經濟、生活各個層面。此外,不同的外來力量介入也有不同的考量,沒有那麼絕對的同意和不同意這種截然二擇一的選項。我也聽南鄒Kanakanavu的朋友們提到,現在的民權村除了洪水問題,族人們也普遍認為當地氣候太濕熱,沒有高海拔的民權舊部落來得舒適。但當時促成政府主導遷村的主要因素,就是為了台21線交通上的便利性。

鄭瑋寧: : 以魯凱人為例,我認為聚落提供他們生存論上的安全(ontological security),因此在遷村的問題上,我絕對尊重原住民傳統知識的價值與權力自主。但是,全球溫室效應讓氣候條件改變得太快,未來所有經濟活動的安排,已經無法不將氣候劇變的因素納入考慮。在此我想提出一個問題:若如上一場次汪中和與劉紹臣兩位研究員所主張,未來的氣溫將有如此劇烈的上升,農作的生產量將首當其衝。那麼,在所謂自給自足的經濟中,部落裡傳統的或所謂前資本主義的農耕技術與知識,真能產生足夠的糧食以維持部落居民的生命嗎?還是要使用在資本主義的耕作方式來增加糧食嗎?他們的未來可能是什麼?我們有新的知識去面對這不可預測的變化嗎?在面對災後重建與思考新的經濟安排的可能性之際,我們已然無法忽視這些超乎人類想像的自然劇變之作用。

蔣斌: : 最後我想以一個原住民的傳說作為結尾。在台灣,幾乎所有的原住民都有洪水傳說。在故事裡,洪水之後象徵著重生,象徵著新的開始。其中有一個排灣部落的傳說是這樣的:大洪水後,地上堆滿了沖刷下來的很多礫石,卻沒有耕作需要的土壤。於是某個族人就想到了一個方法,抓來大蚯蚓排出糞便,而這些糞便成了肥沃的泥土,讓部落有了收穫。因為是他想出了這個妙計,他便能擁有最多的土地,成了部落的大頭目。我們可以透過這個故事看到,原住民對部落的權力和聚落的形成有非常生動活潑的詮釋,這就是文化的意義。

丘延亮: : 我想利用這個場次的機會為台東縣嘉蘭部落的募豬行動宣傳:嘉蘭的族人不要捐「錢」,而是希望運用原住民對豬的情感,以及豬在部落儀式和日常生活中團聚的象徵意義,發起募豬運動。我們要募集買豬需要的費用,感謝與會大眾的善心,您的協助將讓部落的復原更快更好。

朱瑞玲: : 我想用親身經驗來為這場遷移的主題作小結。八十五歲的母親在我們諸位子女歷經五年多的勸說下,終於決定搬到新居;但是,在到新家後這一年多的時間以來,她仍頻繁地往來於舊家和新家之間。所以搬遷絕對不是這麼簡單就可以做出的決定,也不是在這麼短的時間內就可以有討論明確的結果,還需要大家更謹慎的衡量。感謝大家的踴躍參與!

氣候變遷與全球原住民的困境:台灣、世界南島民族與其他原住民族處境的異同

第一場: 上午 9:10 ~ 10:30
主持人:蔣斌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邀請與談人:
汪中和(中央研究院地球科學研究所)、黃應貴(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劉紹臣(中央研究院環境變遷研究中心)

全球暖化的影響正全面顯現,居住在太平洋環礁以及沙漠周緣的人群首當其衝,但是更頻繁的嚴厲氣候,衝擊所有的人群。整體而言,原住民族對於全球暖化,應負的責任最輕,但是受害最深。世界其他地區的現況與因應之道,有什麼台灣原住民以及政策制定者可以借鏡的地方?台灣目前在全球暖化中受衝擊程度的評估為何?整體的政策因應之道方向如何?台灣原住民特殊的處境與應該受到的關照為何?

轉錄:李文窈(臺大人類系)、吳佩瑾(清大人類所)
補充與校訂:李宜澤、郭佩宜、鄭瑋寧
引言人確認:汪中和(已確認)、黃應貴(尚未確認)、劉紹臣(尚未確認)

主持人:蔣斌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此次討論會希望能結合環境變遷、國土保安的學者專家,與人類學者一起討論。這次災難的發生,有一些我們比較耳熟能詳的原因,比方說政策的疏失、欠缺長期國土保安的規畫,以及人謀不臧,對於山林使用、經營型態的改變等部分。但另一方面,即使在所有「人」能夠做的事情都考慮到、並加以改善,卻仍然有一個更大的趨勢,不是單一地方與政府所能夠完全處理、掌握的問題,即是全球暖化所帶來的愈來愈頻繁加劇的激烈氣候。

在第一個場次中我們希望能從環境、全世界的原住民情境,以及台灣原住民這三方面來探討,請到本院地球科學研究所的汪中和老師、環境變遷研究中心的劉紹臣主任,以及民族學研究所的黃應貴研究員。我們首先請黃應貴先生,先就台灣原住民在過去將近一百年當中,生計型態的改變與他們所遭遇的政策的變遷為開頭,接下來再請劉紹臣與汪中和先生,從環境變遷的角度來發表他們的看法。

引言人:黃應貴(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今天雖然面臨的是嚴重的當代自然災害,但是自17至19世紀以來,西方殖民主義進入許多原住民居住地區,將當地的原生植被砍伐並進行壓榨、開發,進行熱帶栽培業。砍伐結果引發環境變遷、土地情況改變,甚至有流行病傳染等嚴重影響。例如柯納島、模里西斯、加勒比海區、以及印尼和南美洲地區。為抑止與改善殖民地的情形,殖民母國不得不從本國找一批醫生至殖民地解決地方問題,殖民地的醫學發展了一百多年才形成一套適合使用在當地的知識和醫療技術,以及氣象學等環境學科的結合。這套知識系統形成了後來的環境主義,如達爾文也是其中一名追隨者。與過去相信人定勝天的知識體系不同,19世紀發展出來的這套知識,將地球(而非個別國家)視為一個整體。20世紀時,資本主義意識形態成為全球趨勢,壓抑了環境主義。發生石油危機之後,資本主義面臨困境,其後1970年代柴契爾夫人等人提倡新自由經濟主義試圖挽救,以右派的經濟市場取代國家的功能,形成了另一波的全球主要意識形態,在地方組織逐漸瓦解,國家形式被市場經濟取代。這種新自由主義的貿易發展,成為全球變動的另一種力量,也是「文化產業」及「地方產業」形成的背景。面對21世紀更嚴峻的問題,需有新的觀念與工具來面對/研究這些新的發展。例如有關自然、國家、社會等觀念,需從原人類學的知識再建構,才能處理新的問題。不能停留在舊有模式之中,以20世紀觀念面對21世紀的事情。

以台灣本身的林務與林業開發為例,過去都從國家、殖民對資源壟斷、剝削的角度來解釋日本殖民對台灣原住民的影響。在日本殖民初期來台的第一批林務管理官員受到19世紀環境主義影響,很早即發現台灣特有的環境性質──地勢陡峻,河川急促,易發生土壤流失──故殖民時期林務政策包含了整套管理的概念,發展出一套山林、水利治理的機制,分別於上中下游規劃一套栽種的模式。他們也把台灣原住民納入其中,擔任守護的工作。然而很快的殖民政府改變政略,這套林務政策遭到擱置,直至1930年代後期才重新施行,但幾年之後太平洋戰爭爆發,林務政策的概念無法妥善貫徹。整個模式除了表現了殖民母國的剝削,國家政策的壟斷情況之外,還可以發現當時管理者受到環境主義影響而有的「與環境整體共處」之整體觀念,對目前台灣的情況還是有參考價值。

另一個例子,是這次救災重建的過程中,有個說法是,如果村落有共識,大家就可以遷村。在災害發生之後,面臨到聚落遷移的必要措施時,政府、NGO或是其他一般民間組織,通常都假定台灣原住民社會為一高度同質性的社會和社群,故在遷村安置的考慮上認為原住民們均為有共識而無異議的情況,但事實不然。而另一方面也忽略了傳統上認為的社區聚落,也在現代化、都市化的影響下,早已對外開放而非封閉自足。主流社會的刻板印象依舊覆蓋在與原住民的相互對待上,政府或NGO仍與傳統組織的政治經濟領袖交流以獲取地方意見,但沒有考慮到真實現狀已然改變,舊的政治經濟領袖可能無法涵蓋村落全面的問題。八月八號時我在東埔,看到整個水從阿里山和玉山的流域匯集。實在無法想像,這種雨只下一天就已經和傳統知識認知到的可能性不同了,傳統知識是否能應付未來發展?傳統知識是否能協助人們在面臨災害之後重建原有的生活?比如在東埔,大概五年前已經開始使用溫室,設法減少氣候以及農藥對作物的影響。這種新的發展過程有可能帶來新的影響。人類學認為文化是不斷改變的,因此什麼又是傳統文化呢?政府、民間團體與學術界不應停留在過去一個世紀的印象來看原住民文化,我們的專業知識也不能停留在20世紀,面對新的狀況,任何學科都需要新的觀念與知識系統,面對、處理新的問題。

引言人:劉紹臣(中央研究院環境變遷研究中心)
首先提出針對這次水災的關鍵性的問題:1.有沒有足夠的時間撤離以減少水災傷亡?(並非指媒體常提到的災後黃金時間,那時傷亡已經造成了)2.氣象局大雨預報是否給南部山區足夠的撤離時間?3.土石流危險區的劃定是否正確?4.危險區的撤離警戒是否有被傳達、提醒,且被民眾接受?我想這點大家都知道是沒有的,但是沒有的原因何在?

一般人認為全球暖化、海平面上升等氣候變遷是緩慢的變化,好像是很遙遠的事情。其實不然,劇烈的天氣也會隨氣候變遷而改變。但劇烈天氣的變化非常難預測,尤其是區域性氣候,也因為如此,IPCC對於劇烈天氣受氣候變遷的影響的預測非常保守。這不能夠當成我們預測台灣地區劇烈天氣的依據。

我們從台灣的降雨情形可以看到劇烈天氣的改變。這是1955年到2010年的圖表,降雨量看起來上上下下沒有個長時間的變化,可是降雨的時數卻下降,將全降雨量除以降雨時數可以看出,近二、三十年的降雨強度急遽增加了30%~40%。另一張圖表把台灣的降雨強度分成十等,標示出每十年的平均數,可以看到強降雨增加,弱降雨減少。這個現象在十幾年間世界各地也都能看到:中國大陸在過去五十年,毛毛雨減少,大雨增加,尤其在華南;日本在過去一百年中,強降雨增加,弱降雨減少,跟台灣的情形非常像。造成這個現象的原理,簡單來說是因為全球溫度的增加。可以看台灣的例子想像,在天氣涼的時候降雨通常比較小,到夏天天氣變熱時,空氣中含的水氣急遽增加,並再加上能量,夏天降雨就比較大。強降雨為何會隨氣候變遷增加,基本道理也是如此。

最近的研究有突破性發展,我們現在已經可以很清楚的量化出全球溫度或區域性溫度的增加對台灣強降雨的影響。由這個圖表可看出,全球溫度每變化一度K(絕對溫度)時,台灣的降雨強度變化的情形。全球溫度每增加一度,降雨強度前10%的強降雨(對台灣來說,平均每年來四個颱風,帶來占全年40%的降雨量,這前10%的強降雨就是颱風)就增加140%(1.4倍)。過去全球溫度的增加約0.6-0.7度,將0.7度全球溫度的增加,乘上140%,則台灣過去五十年來,強降雨已經增加將近一倍。而每小時的瞬間強降雨增加更多,因為前5%的強降雨,氣溫每增一度就增加200%;前1%的強降雨,則會增加到將近250%,再乘上0.7度,則過去五十年來,1%的強降雨增加了將近兩倍。強降雨增加的另一面是小雨的減少:氣溫每增加一度,小雨就減少70%。假如說氣溫增加0.7度時小雨減少50%,則我們的小雨在過去五十年已經減少一半了。這也是為何台灣冬天的小雨愈來愈少,到春天時每隔幾年就有旱災,而這個情形以後會更明顯。小雨對土壤的滋潤非常重要,台灣從前一年有70多天的小雨,現在只剩30多天。尤其是南部冬天幾乎不下雨,再減的話南部幾乎年年會有旱災。所以我們不要忘記,今天雖然水災,其實旱災也是問題。

很快我們進到結論。IPCC預測在有效節能減碳的情況下,二十一世紀的氣溫將增加約兩度。兩度乘上140%,那麼在二十一世紀末我們的強降雨就會增加三倍。假如根本不節能減碳,增加是5.6倍。在這種情況下土石流的增加將是更嚴重的。但這還是到了二十一世紀末的情形。比較近的來看,下一次強降雨比現在增加一倍,只要二十五年時間,馬上就到了。

回到對於開頭提出的問題。有沒有足夠的時間撤離?我認為中央氣象局的預報雖然不準,不過的確給了超過24小時的足夠時間;8/7晚上已經預測雨量會到1000mm,那時候就已經應該要撤離了。預測能不能更快更準?可以,約可增加50%的準確度,只是要花不少錢。土石流危險區的劃定是否正確?定點定時的劃定其實非常困難,而一般民眾沒有把這次降雨當成很嚴重的事情,所以很多民眾沒有撤離。我想定時定點的危險區警戒以及強力撤離的標準,是我們在國土保育規畫的時最需要釐清楚的問題。

引言人:汪中和(中央研究院地球科學研究所)
今天要報告的題目是從莫拉克看氣候變遷對台灣的衝擊。這次莫拉克颱風最大的衝擊是因為它來得非常突然,從原本抗旱的狀態頓時進入水災,造成措手不及。莫拉克颱風主要的風力和結構是在北部,可是周遭大氣環境的影響使其低壓範圍延伸很大,從台灣一直到南海,將水氣源源不絕地經過海面蒸發輸送到台灣,而南北縱向的中央山脈正好把水氣擋住,雨量於是通通集中在南部。

莫拉克颱風形成巨災的原因有遠有近。遠的是全球暖化帶來地球地表熱能的失衡,造成氣溫、海溫不斷升高提供大量水氣到大氣層中。近因是莫拉克颱風引進西南氣流,帶來充沛的水氣,到了台灣又剛好被中央山脈這堵牆匯聚。從八月六號到十號,中央氣象局二十六個氣象站所累計的雨量總共高達一萬三千多厘米,這是台灣有颱風記錄以來,單一事件累計雨量最高的事件,且雨量大部分都集中在西南部。

最重要的是,我們未來所面對氣候變遷的挑戰還更高。我們面臨的是一個高溫的未來,根據IPCC的估計,節能減碳的最好情況下,將來氣溫大概會上升兩度。如果不確實的實施節能減碳,則最高大概上升六度。未來的天氣只有越來越熱,如同單行道不再回頭,只是熱的程度高或低,以及對我們的衝擊是大或小而已。溫室效應影響的層面從大氣、海洋到地殼,使我們的氣候型態變得愈來愈極端,同時改變我們的生態環境,甚而影響糧食的生產、公共衛生等等。這個衝擊是每個國家、社會,每一個人都必須面對的。現在我們面對的衝擊其實就是我們過去所犯的錯誤,所必須承擔的後果。在去年九月三號,NASA有一張衛星照片,在一天中就看到五個颱風軌跡的雲系,這是以前從來沒有發生過的事情。這告訴我們全球暖化不只造成氣候的劇烈改變,同時因為海洋熱能持續的累積,背後所造成的衝擊其實是遠超過我們所可以想像與承擔的。

台灣在全球暖化前後降雨量的情形是非常不一樣的。1950年以前是台灣氣候風調雨順、環境最舒適的時候。邁過了1950年之後,氣溫持續上升,尤其1980年以後上升的幅度是過去一百年來的三倍。在這種高暖化的情況之下,我們降雨的型態跟以前完全都不一樣了,降雨強度像三級跳一樣,愈來愈強。

我們再把焦點放到最近二十年來看。這是從1990年一月一直到今年八月,每一月的月雨量時間序列圖。大約有55%月份落在三十年的正常平均值中,正常情形之外是較極端的乾旱區,以及通常會造成水災的豪雨區,但這兩者仍在國家的系統、制度中可以面對、處理的範圍內。除此之外則是難以預測與預報的outliers(極端例子),發生以後原本的系統無法防範,所以我們只能想辦法知道甚麼時候來,盡量把衝擊降到最低。

在這段時間中,第一個outlier是在1994年八月,因為一個月中有三個颱風侵襲台灣南部,使累積的雨量變得非常大;第二次是1998年十月;接下來隔了三年是2001年的九月,這次的超大雨量是從有觀測以來所未見的。接下來從2001年十月到2004年六月的雨量都偏低,是百年未見、最長的一次大乾旱。接下來,從2004年、2005年、2006年、2007年每一年的雨量都是在豪雨區,也是從來都沒有發生過的情形。接下來的outlier就是在2007年的八月,同樣三個颱風帶來的情況跟1994年的情況類似。去年九月的outlier,兩個颱風帶來的雨量跟1998年十月又是類似。上一梯次兩個outlier出現的間隔有四年的時間累積能量,但2997、2008年這兩個outliers的出現,卻只隔短短一年多一點,使我們非常驚訝。我們曾預想過按照這個模式或許下一個outlier就會在今年出現,但辛樂克颱風過去後所有的指標都指向我們現在正進入一個新乾旱期。然後莫拉克颱風來了,我們都在期待莫拉克颱風可以帶來一些及時雨,沒有想到它竟然又變成另一個outlier。

這是每一次颱風單一事件所累積的雨量圖。看得出來隨著時間推移,颱風所帶來的雨量愈來愈高,尤其是最近幾年。這次的莫拉克颱風雖然在月降雨量上比不上納莉,但在單一事件上卻遠遠超過納莉。納莉雖然大,但至少均勻。莫拉克卻只集中在一個小小的區域,雨量通通下在南部這個地方,所以非常極端,造成以前完全沒有經歷過的衝擊。這告訴我們已經走到了一條暖化路上,而這條路前面會經歷到的傷害、衝擊遠比我們過去想像的還要大很多。

司馬光在資治通鑑中說,「夫事未有不生於微而成於著。聖人之慮遠,故能謹其微而治之;眾人之識近,故必待其著而後救之。」我們顯然都是眾人,等到事情都已經發生了,才想辦法去救。但我要呼籲的是,當全球暖化發生的時候,我們需要學的就是想辦法去學一個聖人的遠慮,讓這個事件還沒有發生之前,讓傷害降到最低,然後使衝擊降到最小。

現場討論
蔣斌: 感謝三位引言人精闢的介紹。這場我們做這樣的安排,主要是想把台灣的原住民,也包括全世界各地的原住民,跟全球性的氣候變遷兩個議題納在一起。民族所長期從事文化的研究,我們常常在強調台灣整體社會或政策執行者所忽略的文化面向。但是我想在這個全球暖化氣候變遷的脈絡下,就像剛剛黃應貴先生所提到的,我們也要時時檢討自己的思維,盡量避免把文化、社會的議題本質化、固定化。在全球暖化的議題中,就生產的型態來講,全世界各地的原住民對於全球暖化要負擔的責任是最低的,全球暖化的罪魁禍首往往是大企業、高耗能的產業。可是全球暖化所造成的劇烈氣候,包括太平洋地區海平面的上升,受害最厲害的卻是這些原住民。我個人在兩年以前幫原住民電視台做一個節目的時候,在記錄片中看到吐瓦魯面臨每次的大潮、淹水的情況愈來愈嚴重時,當地的老人家會說:「沒有問題、安啦,我一輩子都知道水最高會漲到什麼地方。」可是我們慢慢發覺,這個老人的智慧開始不適用了。我們必須面對,如果把所謂的傳統智慧當成一個僵化的東西,它會是不足的。很多地方面臨到的是整個島的居民必須撤離,因為在若干年後整個島都會被淹沒。在這樣情況下,若能將氣候變遷、國土保育以及原住民的未來結合在一起思考,將能給我們更寬廣的視野。

劉翠溶(中央研究院副院長): : 土石流的危害愈來愈嚴重,且在短期內不會減少。此次受害大多為山區原住民,現在居民們對於是否遷村,在情緒上有很大的抗拒。這次風災使得原居地已不適居住,要如何勸導原住民能夠遷到一個比較安全的地方呢?我想在這次風災之後,真的應該好好的調查,看有哪些受災的原住民聚落是真的不適居住的。若不適合居住就應該要想辦法,而不是災害來的時候臨時遷出去,之後又回來。也許可以遷到另一個地方,但用過去的樣子來重建,而要如何配合原住民的傳統來重建,就是民族學家可以發揮作用之處。

汪中和: 呼應剛才的發言,未來海平面上升的話,台灣平原與低窪地區都會被淹沒(圖示)。那麼現在原住民居住的地方也就是未來我們大多數人要居住的地方,海濱的低漥地將成為另一種危險區域。如果我們今天沒有辦法做好山區的規畫,沒有辦法讓這些人能夠安居樂業,未來我們怎麼樣讓自己也去住在這些地方。 極端氣候型態當然也帶來糧食生產改變、病媒害蟲增高的問題,同樣需要面對。

黃應貴: 其實剛剛的問題,我自己並沒有辦法提供確切的回答。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一方面我還是會強調,我並沒有那麼悲觀。我剛才也有提到,原住民社會裡面也在面對這些問題,他們並不是完全沒有意識到,我在山上看到,他們其實已經在試著努力了。反倒是整個大社會是否準備好面對這個問題?其實台灣原住民不是一個固定的體制,他們也不斷在發展改變,尋找最好的方式生存下去。我只能簡單做這樣的回應。

劉紹臣: 在做國土規劃的時候,提到遷村這些東西,我的看法是覺得常常都看得太近了,但有時候看太遠也不行。我必須說,剛才汪教授所提出那張海水上升的圖,不是不可能,但這是假設海水要漲至少五到十公尺。這麼劇烈的漲法,在比較嚴肅的預測中是不會考慮的。現在IPCC對接下來一百年內海平面上升的預測是四十公分。

所以今天我們面對問題,一方面的確要看遠,但有的遠法是不合乎目前預測的。

不過我剛才提到大雨會增加100%,那就是已經發生的事實了。下一個二十五年會再增加100%也是科學證據能夠支持的東西。國土的規畫應該把這樣的變化規劃進去。可是當然我們現在的國土規劃連這個預測都沒有考慮進去。如果之後颱風帶來的雨又會強一倍的話,我想幾乎所有台灣的山地都不適合居住,都是土石流危險的地方。雖然剛才汪教授說我們必須跑到山地去,但以實際的問題來看,山地會比平地就先不見了。

蔣斌: 劉副院長剛剛提的問題我們今天其他場次的討論也都會提到。我可以先講一句話,最近大家很關切「強制遷村」這樣的議題,不過這跟大家最近的政治語言也有關係。我們常常都用一種籠統的方式來描述。強制遷村只是一種概念,但是裡面還有很多細部的部份。比如說強制是什麼樣的模式?遷到哪裡去,怎麼遷?如果說強迫你只能搬到這邊而沒有別的選擇,這樣我是覺得都可以更細部的來討論。而不是說你必須要離開這邊,必須要在什麼時間內,只能以這種方式完成。

余安邦(中央研究員民族學研究所) : 非常感謝今天三位與談人。我對於劉紹臣先生剛剛提到的旱災其實越來越劇烈的問題,想要進一步請教您的看法。近來許多建設,比如雪山隧道或者越域引水,也是對於旱災在農產業上面的衝擊。不知道您對於旱災對於台灣農業的衝擊有什麼想法?

劉紹臣: 的確,我想目前是水災,但是就像之前汪教授說的,2001年到2004年以來的狀況,台灣的旱災問題也越來越嚴重。例如印度今年已經有好幾十萬人因為旱災餓死。印度的農業技術改革已經經過好幾十年,今年的旱災也是很嚴重。中國大陸的旱災問題也很嚴重。台灣在溫度繼續增加的時候,旱災的問題也會越來越嚴重。每年春天的時候一定會有限水問題,絕對不只是一兩天。這對農業的衝擊一定很大。這部分我想還是只能回到全盤性的國土規劃,從氣象,地質,國土運用,以及社會科學一起處理,才能針對這些問題全面考慮。

余安邦: 我想就是水資源分配的問題。比如農再條例還有蘇花高或者替代道路的問題,這些都使得農地進入資本主義的買賣機制而失去原有的涵養功能。

郭佩宜(中央研究員民族學研究所) : 這個場次的討論提及新自由主義以及全球氣候變遷對原住民(和其他人)的影響,這與環境正義(environmental justice)的討論密切相關。災難不是中性的,而是社會建構的,不同族群、階級受損風險(vulnerability)不一樣。全球暖化造成極端氣候的情況,是本次大雨造成許多原住民部落受損的重要遠因。呼應蔣斌所言,原住民對氣候變遷負擔的責任最低,受害最深。我們在討論這些災害的影響時,以及做國土規劃的時候,也一定要考慮環境正義的問題。

黃應貴: 事實上這整個部分在我來看,就是環境變遷已經回到一個重新思考的源頭。如果從原住民山地產業來看,怎麼進展都還會是高經濟作物農業,或者觀光產業。但是這些要怎麼跟已經出現的環境問題連結起來,我想是要好好考慮的部份。

致詞

主辦單位: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主旨:

八八水災重創南台灣,其中更以大量原住民聚落以及族人賴以為生的周遭領域受災最為嚴重。國內的社會文化人類學者,長期關注台灣原住民族固有文化體系與當代社會發展的各項議題。不僅對於傳統聚落組織、文化認知、人地關係、環境智慧的研究,累積了可觀的研究經驗與成果;對於各聚落自願性或政策性的遷村歷史、晚近遷村計劃的得失成敗、市場導向栽培形態擴張的利弊互見、土地超限利用的成因與實況,以及山區各種內外因素導致的國土保安危機等當代議題,也都著墨頗深。並且曾在不同時期、透過不同管道,對於政府的政策提出建言。但是,2009年的這次風災水災,造成原住民部落的覆滅、生命的損失、或舉村的流離失所,規模之大,前所未見。除了欠缺長遠國土規劃可能的肇因之外,全球暖化所帶來「嚴厲氣候」(severe weather) 的頻繁且加劇,這一氣候變遷的巨大陰影,也明顯成為學術界討論原住民家園重建與未來發展時,無法規避的重要變數。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自創所以來,即與台灣原住民各族人士,建立並維繫著長期的學術夥伴關係。在這個重大災變已然降臨的時刻,義不容辭的理應本諸學術的專長與能力,邀集其他相關學科專家學者,整合「氣候環境」、「政策規劃」與「族群願景」三個面向,集思廣益,展開討論,設定議題,並且探索組織長期集體研究計劃的可能性。期望對於遭受災變原住民部落的復員與發展,以及此次未遭變故,但面臨同樣威脅的部落未來,提出以學理為基礎、以人群共同願景為關懷的具體建議。

會議時間:民國九十八年九月一日(星期二)上午九時至下午五時三十分
會議地點:台北市南港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第一會議室
聯絡人:喬宗忞小姐 Tel: 02-26523387; Email: seaa2009@gmail.com

轉錄:蔡馨儀
補充與校訂:郭佩宜

黃樹民所長致詞
非常感謝大家參與此次「氣候變遷、國土保育與台灣原住民族的社會文化願景:八八風災後的前瞻性跨學科討論會」。這次莫拉克風災造成台灣相當大的災害,特別是在中南部的山區有著相當多的原住民部落。對於長期從事原住民研究的民族學研究所而言,我們當然義不容辭地希望能運用一己之長協助災民。首先,所內有許多學者已經在第一時間投入前線,包括丘延亮、黃智慧、余安邦等研究員都前往南部進行救災工作。

在民族學研究所成立將近六十年來,一直運用田野調查的研究方法深入部落,得到各部落耆老和朋友們的協助,獲得許多第一手資料。我們也知道,這些相較於都市的邊緣社區,面對風災後漫長的重建過程,需要更多的挑戰。因此學者們從部落裡學習到的知識,現在應該回饋給部落,希望能對社區重建、社區營造提供需要的資料和經驗。

風災迄今快要屆滿一個月,我們看到許多文史工作者和NGO組織已經和部落的朋友們開始合作,準備著手進行部落復原。在部落展現出自主的力量之際,我們認為學術界可以提供政策方面的分析和建言,特別是傳統文化知識的層面。例如上星期發表的民族所數位典藏資料庫,我們釋出了兩千筆小林村的影像記錄,這是潘英海先生在1998-2000年間的研究成果,現在公開資源提供給部落及各界利用。另外,在後續的遷村議題之前,我們也想趁此機會強調原住民傳統知識與智慧的重要性,希望能對部落重建做出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