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斐玟（民族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女人過去受壓迫 世間並無疼惜人
只有女書做得好 一二從頭寫分明……
做出好多書紙扇 章章句句血淋淋
好心之人拿起讀 沒個不說真可憐
鬼神若能拿起讀 未必讀了不淚流
草木若能拿起讀 未必讀了不傷心
干戈若能拿起讀 擾得世上亂紛紛

第一次讀到這則作品，內心澎湃。令人感動的是這股驚「草木」、泣「鬼神」的文氣，並非出自士人之手，而是農婦之筆。這些農婦並不識漢字，但卻自行發展出一套書寫系統，也就是「女書」。這些婦女是誰？她們為什麼要自創文字？在中國，寫史記事向來由儒生與官紳把持，一旦農村婦女手握春秋之筆，她們會如何勾勒歷史，刻畫生命情境？

1982年，大陸學者宮哲兵在湖南省江永縣從事社會調查時，發現了一份寫著不明字體的藍色布面，布面上的字跡娟秀，筆觸纖細、字體呈菱形，詢問之下，才知道這一迥異於漢字的書寫系統就是所謂的「女書」。「女書」顧名思義就是女子專用，而男子莫之能識的文字。百年來，江永縣這些被摒於學堂教育大門之外的農村婦女，便是用女書寫下她們的情意音聲，或以女書記載個人的生命經歷，他人的傳說敘事，或以女書寫下禱詞，向神明祈福許願，或是以女書締交結拜姊妹，魚雁往返（圖一）；一旦好姊妹要結婚了，她們也用女書寫下「三朝書」作為結婚賀禮。

提到女書，一般人最感興趣的議題恐怕是它的歷史淵源。不過，遺憾地是，女書問世迄今雖已歷經四分之一個世紀，但其根源至今仍是謎團待解。主要原因在於很多早期的女書原件不是毀於日本侵略中國期間，就是文化大革命之時；至於較晚近的作品，又往往隨著女書主人的去世而被死者的家屬火化。在浩瀚的史料中，又遍尋不著女書的蛛絲馬跡，以致女書的源起眾說紛紜，從甲骨文到母系社會的文化遺留，從女紅圖案上的靈感啟發，到瑤族為反抗漢人統治而發展出的神秘文字等。不過，若就女書形似漢字楷書這點而言，女書的歷史不可能超過千年，甚至是明清時期才發展而成的文字。
女書的來歷雖仍莫衷一是，但在女書的作品中，倒是有一則和女書源起息息相關的淒美傳說。宋徽宗時，江永村女胡玉秀因滿腹才學，被選入宮為妃，在她的女書自傳中，胡玉秀寫道：

出到朝中本是好 可比塵人入仙堂
山珍海味吃不了 絲羅稠緞做衣裳
左右也有宮娥女 鼓樂笙簫鬧熱遙
個個說我多富貴 誰知害我百年春……
來到朝中七年滿 只與君王三夜眠
除此之外沒事做 身在皇宮心不安

感嘆「如此人世幾時了，幾時氣死我終身」，為排遣孤寂，玉秀亟欲「修書轉回家」，但恐遭太監阻撓，因而發明女書：修書訴出世人聽 將我可憐記在心
我今前頭鬥傷腳 告訴親人提高心
家中若有紅花女 千萬不嫁入朝中
嫁到朝中多苦楚 不如投石問長江

胡玉秀的這則自傳，點出了女書兩大特質。一是女書「訴可憐」的表意傳統。的確，走訪江永農村，詢問婦女「什麼是女書」？所得到的答案千篇一律：「訴可憐」。二是女書的「神秘性」，女書雖至少有百年以上的歷史，但直到1980年代，在女書即將邁入歷史之際，才為外界所知悉，就這點而言，女書確實帶有神秘色彩，然而「神秘」並不意味著女書就是「秘密文字」，因為它之所以神秘，並非婦女刻意保密，自絕於外，實則是當地男子不屑一顧、視而不見，以致女書不見載於史籍。換言之，神秘性凸顯的是女書邊緣化的屬性，而邊緣化益發加深女書婦女「可憐」的處境。

女書是否受主流社會認可，或者它是否是秘密文字，並無損於女書的價值。因為女書的珍貴之處，正在於它可以擺脫男性威權的制衡，真實地反映了當地婦女的情意音聲。這些情意音聲不僅有助於我們瞭解女性觀點，甚至可以打破我們對中國婦女一些既定形象的迷思，寡婦的守節與再嫁就是最好的例子。從江永地方志中，我們可以看到江永貞潔烈女的道德情操，但在女書中，我們讀到的卻是婦女守寡的煎熬與無子的困境，「丈夫當兵不歸屋，我兒落陰不回頭。時節不知時節過，一日不知一日完」。貞節與後嗣乃中國傳統社會的核心概念，從父權角度看，兩者相得益彰；就寡婦而言，卻隱含矛盾：在嚴禁婚外情的前提下，無嗣寡婦想要養兒防老的唯一出路，就是再嫁；如不再嫁，何來子嗣？！而女書不僅揭露了貞節與子嗣之間的兩難，也呈現農村婦女的貞潔觀：守寡未必受到貞節觀念的驅使，再嫁也非意味著不貞；更何況，除貞節觀的考量，農民的守寡與再嫁還涉及經濟壓力、娘家的態度，以及寡婦與夫家的互動。此一論述與「男書」（當地婦女對男性著述的稱呼）所呈現的節婦形象顯然大相逕庭。

除凸顯兩性觀點有別，女書也揭示中國婦女之間的階層差異，書寫與交誼網路的建立即是例證。當前對中國婦女書寫世界的瞭解，主要集中於明清仕紳閨閣，這些研究大抵肯定書寫對拓展婦女社交網絡的功能，然而女書卻提供了一個農村範例，促使我們重新省思婚姻和以文會友之間的辯證關係。在江永農村，女書可說是見證姊妹情誼的兩面刃。女書的書寫特性使得江永婦女得以跨越村里疆界，以書信結拜姊妹，建立「三從」之外的社會網絡，創造娘家和夫家以外的另一個社交空間或避風港，「結交三年成骨肉，只靠姊娘開我心。久久坐齊同細說，告訴姊娘疼惜聲」。但矛盾的是，女書在催生姊妹關係的同時，又冷酷地宣告婚姻生活對維繫姊妹情誼的牽制力。也所以在祝賀結拜姊妹結婚的三朝書中，婦女一方面期勉彼此： 「人家要慮著，照歸在以前」，一方面也不免哀悼姊妹關係的難以為繼，感嘆「我今傷心氣，好恩兩位完」（圖二）。她們深切感受到，書寫力量再怎麼強大，也掙脫不了社會結構的「如來掌」。
此外，女書「訴可憐」的特質，也蘊藏著渾厚的理論意涵。受制於「文以載道」的文學理想，中國文化傳統往往略而不論「情」所蘊藉的空間；西方學術界在1980年代以前，也有輕忽情感而偏重理智的傾向。而女書卻啟發我們重新思考「情」在人類心智活動中，激發觀點和活化情境的雙重角色：既映當事人的心境與社會處境，同時也具有轉化該情境的能動性。具體地說，對江永婦女而言，「訴可憐」不僅是訴說自身可憐的遭遇，更是彰顯自身雖處逆境，卻能屹立不搖，堅持到底的韌性，所以「訴可憐」一方面博得同情，化解孤立無援的困境，同時也取得他人尊重。在同情和尊重的交映下，進而營造出「共感的空間」，在此一空間中，我們既尋求他人認同，也成為他人尋求認同的本源，最終且超越此一認同所加諸於自身的羈絆。一旦能超越，個人隨即進入「我即人，人即我」的情感共同體，那麼一己之可憐，也就不是我的可憐，而是他人的可憐，可憐之情，也就因而轉為悲憫之心。在悲憫的情操中，江永婦女不但抒發了自己的怨與愁，並在怨與愁的折射下，瞥見了「我」與「非我」的疊影和婦女的共同命運。或許正是此一疊影和共同命運，悉納了婦女無盡無量的「可憐」之情，一如細流之歸百川，百川之匯流大海。「情」因此不再只是個人一己的受想行識，更是人心、人情與人文反思的活水源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