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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遷與全球原住民的困境:台灣、世界南島民族與其他原住民族處境的異同

第一場: 上午 9:10 ~ 10:30
主持人:蔣斌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邀請與談人:
汪中和(中央研究院地球科學研究所)、黃應貴(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劉紹臣(中央研究院環境變遷研究中心)

全球暖化的影響正全面顯現,居住在太平洋環礁以及沙漠周緣的人群首當其衝,但是更頻繁的嚴厲氣候,衝擊所有的人群。整體而言,原住民族對於全球暖化,應負的責任最輕,但是受害最深。世界其他地區的現況與因應之道,有什麼台灣原住民以及政策制定者可以借鏡的地方?台灣目前在全球暖化中受衝擊程度的評估為何?整體的政策因應之道方向如何?台灣原住民特殊的處境與應該受到的關照為何?

轉錄:李文窈(臺大人類系)、吳佩瑾(清大人類所)
補充與校訂:李宜澤、郭佩宜、鄭瑋寧
引言人確認:汪中和(已確認)、黃應貴(尚未確認)、劉紹臣(尚未確認)

主持人:蔣斌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此次討論會希望能結合環境變遷、國土保安的學者專家,與人類學者一起討論。這次災難的發生,有一些我們比較耳熟能詳的原因,比方說政策的疏失、欠缺長期國土保安的規畫,以及人謀不臧,對於山林使用、經營型態的改變等部分。但另一方面,即使在所有「人」能夠做的事情都考慮到、並加以改善,卻仍然有一個更大的趨勢,不是單一地方與政府所能夠完全處理、掌握的問題,即是全球暖化所帶來的愈來愈頻繁加劇的激烈氣候。

在第一個場次中我們希望能從環境、全世界的原住民情境,以及台灣原住民這三方面來探討,請到本院地球科學研究所的汪中和老師、環境變遷研究中心的劉紹臣主任,以及民族學研究所的黃應貴研究員。我們首先請黃應貴先生,先就台灣原住民在過去將近一百年當中,生計型態的改變與他們所遭遇的政策的變遷為開頭,接下來再請劉紹臣與汪中和先生,從環境變遷的角度來發表他們的看法。

引言人:黃應貴(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今天雖然面臨的是嚴重的當代自然災害,但是自17至19世紀以來,西方殖民主義進入許多原住民居住地區,將當地的原生植被砍伐並進行壓榨、開發,進行熱帶栽培業。砍伐結果引發環境變遷、土地情況改變,甚至有流行病傳染等嚴重影響。例如柯納島、模里西斯、加勒比海區、以及印尼和南美洲地區。為抑止與改善殖民地的情形,殖民母國不得不從本國找一批醫生至殖民地解決地方問題,殖民地的醫學發展了一百多年才形成一套適合使用在當地的知識和醫療技術,以及氣象學等環境學科的結合。這套知識系統形成了後來的環境主義,如達爾文也是其中一名追隨者。與過去相信人定勝天的知識體系不同,19世紀發展出來的這套知識,將地球(而非個別國家)視為一個整體。20世紀時,資本主義意識形態成為全球趨勢,壓抑了環境主義。發生石油危機之後,資本主義面臨困境,其後1970年代柴契爾夫人等人提倡新自由經濟主義試圖挽救,以右派的經濟市場取代國家的功能,形成了另一波的全球主要意識形態,在地方組織逐漸瓦解,國家形式被市場經濟取代。這種新自由主義的貿易發展,成為全球變動的另一種力量,也是「文化產業」及「地方產業」形成的背景。面對21世紀更嚴峻的問題,需有新的觀念與工具來面對/研究這些新的發展。例如有關自然、國家、社會等觀念,需從原人類學的知識再建構,才能處理新的問題。不能停留在舊有模式之中,以20世紀觀念面對21世紀的事情。

以台灣本身的林務與林業開發為例,過去都從國家、殖民對資源壟斷、剝削的角度來解釋日本殖民對台灣原住民的影響。在日本殖民初期來台的第一批林務管理官員受到19世紀環境主義影響,很早即發現台灣特有的環境性質──地勢陡峻,河川急促,易發生土壤流失──故殖民時期林務政策包含了整套管理的概念,發展出一套山林、水利治理的機制,分別於上中下游規劃一套栽種的模式。他們也把台灣原住民納入其中,擔任守護的工作。然而很快的殖民政府改變政略,這套林務政策遭到擱置,直至1930年代後期才重新施行,但幾年之後太平洋戰爭爆發,林務政策的概念無法妥善貫徹。整個模式除了表現了殖民母國的剝削,國家政策的壟斷情況之外,還可以發現當時管理者受到環境主義影響而有的「與環境整體共處」之整體觀念,對目前台灣的情況還是有參考價值。

另一個例子,是這次救災重建的過程中,有個說法是,如果村落有共識,大家就可以遷村。在災害發生之後,面臨到聚落遷移的必要措施時,政府、NGO或是其他一般民間組織,通常都假定台灣原住民社會為一高度同質性的社會和社群,故在遷村安置的考慮上認為原住民們均為有共識而無異議的情況,但事實不然。而另一方面也忽略了傳統上認為的社區聚落,也在現代化、都市化的影響下,早已對外開放而非封閉自足。主流社會的刻板印象依舊覆蓋在與原住民的相互對待上,政府或NGO仍與傳統組織的政治經濟領袖交流以獲取地方意見,但沒有考慮到真實現狀已然改變,舊的政治經濟領袖可能無法涵蓋村落全面的問題。八月八號時我在東埔,看到整個水從阿里山和玉山的流域匯集。實在無法想像,這種雨只下一天就已經和傳統知識認知到的可能性不同了,傳統知識是否能應付未來發展?傳統知識是否能協助人們在面臨災害之後重建原有的生活?比如在東埔,大概五年前已經開始使用溫室,設法減少氣候以及農藥對作物的影響。這種新的發展過程有可能帶來新的影響。人類學認為文化是不斷改變的,因此什麼又是傳統文化呢?政府、民間團體與學術界不應停留在過去一個世紀的印象來看原住民文化,我們的專業知識也不能停留在20世紀,面對新的狀況,任何學科都需要新的觀念與知識系統,面對、處理新的問題。

引言人:劉紹臣(中央研究院環境變遷研究中心)
首先提出針對這次水災的關鍵性的問題:1.有沒有足夠的時間撤離以減少水災傷亡?(並非指媒體常提到的災後黃金時間,那時傷亡已經造成了)2.氣象局大雨預報是否給南部山區足夠的撤離時間?3.土石流危險區的劃定是否正確?4.危險區的撤離警戒是否有被傳達、提醒,且被民眾接受?我想這點大家都知道是沒有的,但是沒有的原因何在?

一般人認為全球暖化、海平面上升等氣候變遷是緩慢的變化,好像是很遙遠的事情。其實不然,劇烈的天氣也會隨氣候變遷而改變。但劇烈天氣的變化非常難預測,尤其是區域性氣候,也因為如此,IPCC對於劇烈天氣受氣候變遷的影響的預測非常保守。這不能夠當成我們預測台灣地區劇烈天氣的依據。

我們從台灣的降雨情形可以看到劇烈天氣的改變。這是1955年到2010年的圖表,降雨量看起來上上下下沒有個長時間的變化,可是降雨的時數卻下降,將全降雨量除以降雨時數可以看出,近二、三十年的降雨強度急遽增加了30%~40%。另一張圖表把台灣的降雨強度分成十等,標示出每十年的平均數,可以看到強降雨增加,弱降雨減少。這個現象在十幾年間世界各地也都能看到:中國大陸在過去五十年,毛毛雨減少,大雨增加,尤其在華南;日本在過去一百年中,強降雨增加,弱降雨減少,跟台灣的情形非常像。造成這個現象的原理,簡單來說是因為全球溫度的增加。可以看台灣的例子想像,在天氣涼的時候降雨通常比較小,到夏天天氣變熱時,空氣中含的水氣急遽增加,並再加上能量,夏天降雨就比較大。強降雨為何會隨氣候變遷增加,基本道理也是如此。

最近的研究有突破性發展,我們現在已經可以很清楚的量化出全球溫度或區域性溫度的增加對台灣強降雨的影響。由這個圖表可看出,全球溫度每變化一度K(絕對溫度)時,台灣的降雨強度變化的情形。全球溫度每增加一度,降雨強度前10%的強降雨(對台灣來說,平均每年來四個颱風,帶來占全年40%的降雨量,這前10%的強降雨就是颱風)就增加140%(1.4倍)。過去全球溫度的增加約0.6-0.7度,將0.7度全球溫度的增加,乘上140%,則台灣過去五十年來,強降雨已經增加將近一倍。而每小時的瞬間強降雨增加更多,因為前5%的強降雨,氣溫每增一度就增加200%;前1%的強降雨,則會增加到將近250%,再乘上0.7度,則過去五十年來,1%的強降雨增加了將近兩倍。強降雨增加的另一面是小雨的減少:氣溫每增加一度,小雨就減少70%。假如說氣溫增加0.7度時小雨減少50%,則我們的小雨在過去五十年已經減少一半了。這也是為何台灣冬天的小雨愈來愈少,到春天時每隔幾年就有旱災,而這個情形以後會更明顯。小雨對土壤的滋潤非常重要,台灣從前一年有70多天的小雨,現在只剩30多天。尤其是南部冬天幾乎不下雨,再減的話南部幾乎年年會有旱災。所以我們不要忘記,今天雖然水災,其實旱災也是問題。

很快我們進到結論。IPCC預測在有效節能減碳的情況下,二十一世紀的氣溫將增加約兩度。兩度乘上140%,那麼在二十一世紀末我們的強降雨就會增加三倍。假如根本不節能減碳,增加是5.6倍。在這種情況下土石流的增加將是更嚴重的。但這還是到了二十一世紀末的情形。比較近的來看,下一次強降雨比現在增加一倍,只要二十五年時間,馬上就到了。

回到對於開頭提出的問題。有沒有足夠的時間撤離?我認為中央氣象局的預報雖然不準,不過的確給了超過24小時的足夠時間;8/7晚上已經預測雨量會到1000mm,那時候就已經應該要撤離了。預測能不能更快更準?可以,約可增加50%的準確度,只是要花不少錢。土石流危險區的劃定是否正確?定點定時的劃定其實非常困難,而一般民眾沒有把這次降雨當成很嚴重的事情,所以很多民眾沒有撤離。我想定時定點的危險區警戒以及強力撤離的標準,是我們在國土保育規畫的時最需要釐清楚的問題。

引言人:汪中和(中央研究院地球科學研究所)
今天要報告的題目是從莫拉克看氣候變遷對台灣的衝擊。這次莫拉克颱風最大的衝擊是因為它來得非常突然,從原本抗旱的狀態頓時進入水災,造成措手不及。莫拉克颱風主要的風力和結構是在北部,可是周遭大氣環境的影響使其低壓範圍延伸很大,從台灣一直到南海,將水氣源源不絕地經過海面蒸發輸送到台灣,而南北縱向的中央山脈正好把水氣擋住,雨量於是通通集中在南部。

莫拉克颱風形成巨災的原因有遠有近。遠的是全球暖化帶來地球地表熱能的失衡,造成氣溫、海溫不斷升高提供大量水氣到大氣層中。近因是莫拉克颱風引進西南氣流,帶來充沛的水氣,到了台灣又剛好被中央山脈這堵牆匯聚。從八月六號到十號,中央氣象局二十六個氣象站所累計的雨量總共高達一萬三千多厘米,這是台灣有颱風記錄以來,單一事件累計雨量最高的事件,且雨量大部分都集中在西南部。

最重要的是,我們未來所面對氣候變遷的挑戰還更高。我們面臨的是一個高溫的未來,根據IPCC的估計,節能減碳的最好情況下,將來氣溫大概會上升兩度。如果不確實的實施節能減碳,則最高大概上升六度。未來的天氣只有越來越熱,如同單行道不再回頭,只是熱的程度高或低,以及對我們的衝擊是大或小而已。溫室效應影響的層面從大氣、海洋到地殼,使我們的氣候型態變得愈來愈極端,同時改變我們的生態環境,甚而影響糧食的生產、公共衛生等等。這個衝擊是每個國家、社會,每一個人都必須面對的。現在我們面對的衝擊其實就是我們過去所犯的錯誤,所必須承擔的後果。在去年九月三號,NASA有一張衛星照片,在一天中就看到五個颱風軌跡的雲系,這是以前從來沒有發生過的事情。這告訴我們全球暖化不只造成氣候的劇烈改變,同時因為海洋熱能持續的累積,背後所造成的衝擊其實是遠超過我們所可以想像與承擔的。

台灣在全球暖化前後降雨量的情形是非常不一樣的。1950年以前是台灣氣候風調雨順、環境最舒適的時候。邁過了1950年之後,氣溫持續上升,尤其1980年以後上升的幅度是過去一百年來的三倍。在這種高暖化的情況之下,我們降雨的型態跟以前完全都不一樣了,降雨強度像三級跳一樣,愈來愈強。

我們再把焦點放到最近二十年來看。這是從1990年一月一直到今年八月,每一月的月雨量時間序列圖。大約有55%月份落在三十年的正常平均值中,正常情形之外是較極端的乾旱區,以及通常會造成水災的豪雨區,但這兩者仍在國家的系統、制度中可以面對、處理的範圍內。除此之外則是難以預測與預報的outliers(極端例子),發生以後原本的系統無法防範,所以我們只能想辦法知道甚麼時候來,盡量把衝擊降到最低。

在這段時間中,第一個outlier是在1994年八月,因為一個月中有三個颱風侵襲台灣南部,使累積的雨量變得非常大;第二次是1998年十月;接下來隔了三年是2001年的九月,這次的超大雨量是從有觀測以來所未見的。接下來從2001年十月到2004年六月的雨量都偏低,是百年未見、最長的一次大乾旱。接下來,從2004年、2005年、2006年、2007年每一年的雨量都是在豪雨區,也是從來都沒有發生過的情形。接下來的outlier就是在2007年的八月,同樣三個颱風帶來的情況跟1994年的情況類似。去年九月的outlier,兩個颱風帶來的雨量跟1998年十月又是類似。上一梯次兩個outlier出現的間隔有四年的時間累積能量,但2997、2008年這兩個outliers的出現,卻只隔短短一年多一點,使我們非常驚訝。我們曾預想過按照這個模式或許下一個outlier就會在今年出現,但辛樂克颱風過去後所有的指標都指向我們現在正進入一個新乾旱期。然後莫拉克颱風來了,我們都在期待莫拉克颱風可以帶來一些及時雨,沒有想到它竟然又變成另一個outlier。

這是每一次颱風單一事件所累積的雨量圖。看得出來隨著時間推移,颱風所帶來的雨量愈來愈高,尤其是最近幾年。這次的莫拉克颱風雖然在月降雨量上比不上納莉,但在單一事件上卻遠遠超過納莉。納莉雖然大,但至少均勻。莫拉克卻只集中在一個小小的區域,雨量通通下在南部這個地方,所以非常極端,造成以前完全沒有經歷過的衝擊。這告訴我們已經走到了一條暖化路上,而這條路前面會經歷到的傷害、衝擊遠比我們過去想像的還要大很多。

司馬光在資治通鑑中說,「夫事未有不生於微而成於著。聖人之慮遠,故能謹其微而治之;眾人之識近,故必待其著而後救之。」我們顯然都是眾人,等到事情都已經發生了,才想辦法去救。但我要呼籲的是,當全球暖化發生的時候,我們需要學的就是想辦法去學一個聖人的遠慮,讓這個事件還沒有發生之前,讓傷害降到最低,然後使衝擊降到最小。

現場討論
蔣斌: 感謝三位引言人精闢的介紹。這場我們做這樣的安排,主要是想把台灣的原住民,也包括全世界各地的原住民,跟全球性的氣候變遷兩個議題納在一起。民族所長期從事文化的研究,我們常常在強調台灣整體社會或政策執行者所忽略的文化面向。但是我想在這個全球暖化氣候變遷的脈絡下,就像剛剛黃應貴先生所提到的,我們也要時時檢討自己的思維,盡量避免把文化、社會的議題本質化、固定化。在全球暖化的議題中,就生產的型態來講,全世界各地的原住民對於全球暖化要負擔的責任是最低的,全球暖化的罪魁禍首往往是大企業、高耗能的產業。可是全球暖化所造成的劇烈氣候,包括太平洋地區海平面的上升,受害最厲害的卻是這些原住民。我個人在兩年以前幫原住民電視台做一個節目的時候,在記錄片中看到吐瓦魯面臨每次的大潮、淹水的情況愈來愈嚴重時,當地的老人家會說:「沒有問題、安啦,我一輩子都知道水最高會漲到什麼地方。」可是我們慢慢發覺,這個老人的智慧開始不適用了。我們必須面對,如果把所謂的傳統智慧當成一個僵化的東西,它會是不足的。很多地方面臨到的是整個島的居民必須撤離,因為在若干年後整個島都會被淹沒。在這樣情況下,若能將氣候變遷、國土保育以及原住民的未來結合在一起思考,將能給我們更寬廣的視野。

劉翠溶(中央研究院副院長): : 土石流的危害愈來愈嚴重,且在短期內不會減少。此次受害大多為山區原住民,現在居民們對於是否遷村,在情緒上有很大的抗拒。這次風災使得原居地已不適居住,要如何勸導原住民能夠遷到一個比較安全的地方呢?我想在這次風災之後,真的應該好好的調查,看有哪些受災的原住民聚落是真的不適居住的。若不適合居住就應該要想辦法,而不是災害來的時候臨時遷出去,之後又回來。也許可以遷到另一個地方,但用過去的樣子來重建,而要如何配合原住民的傳統來重建,就是民族學家可以發揮作用之處。

汪中和: 呼應剛才的發言,未來海平面上升的話,台灣平原與低窪地區都會被淹沒(圖示)。那麼現在原住民居住的地方也就是未來我們大多數人要居住的地方,海濱的低漥地將成為另一種危險區域。如果我們今天沒有辦法做好山區的規畫,沒有辦法讓這些人能夠安居樂業,未來我們怎麼樣讓自己也去住在這些地方。 極端氣候型態當然也帶來糧食生產改變、病媒害蟲增高的問題,同樣需要面對。

黃應貴: 其實剛剛的問題,我自己並沒有辦法提供確切的回答。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一方面我還是會強調,我並沒有那麼悲觀。我剛才也有提到,原住民社會裡面也在面對這些問題,他們並不是完全沒有意識到,我在山上看到,他們其實已經在試著努力了。反倒是整個大社會是否準備好面對這個問題?其實台灣原住民不是一個固定的體制,他們也不斷在發展改變,尋找最好的方式生存下去。我只能簡單做這樣的回應。

劉紹臣: 在做國土規劃的時候,提到遷村這些東西,我的看法是覺得常常都看得太近了,但有時候看太遠也不行。我必須說,剛才汪教授所提出那張海水上升的圖,不是不可能,但這是假設海水要漲至少五到十公尺。這麼劇烈的漲法,在比較嚴肅的預測中是不會考慮的。現在IPCC對接下來一百年內海平面上升的預測是四十公分。

所以今天我們面對問題,一方面的確要看遠,但有的遠法是不合乎目前預測的。

不過我剛才提到大雨會增加100%,那就是已經發生的事實了。下一個二十五年會再增加100%也是科學證據能夠支持的東西。國土的規畫應該把這樣的變化規劃進去。可是當然我們現在的國土規劃連這個預測都沒有考慮進去。如果之後颱風帶來的雨又會強一倍的話,我想幾乎所有台灣的山地都不適合居住,都是土石流危險的地方。雖然剛才汪教授說我們必須跑到山地去,但以實際的問題來看,山地會比平地就先不見了。

蔣斌: 劉副院長剛剛提的問題我們今天其他場次的討論也都會提到。我可以先講一句話,最近大家很關切「強制遷村」這樣的議題,不過這跟大家最近的政治語言也有關係。我們常常都用一種籠統的方式來描述。強制遷村只是一種概念,但是裡面還有很多細部的部份。比如說強制是什麼樣的模式?遷到哪裡去,怎麼遷?如果說強迫你只能搬到這邊而沒有別的選擇,這樣我是覺得都可以更細部的來討論。而不是說你必須要離開這邊,必須要在什麼時間內,只能以這種方式完成。

余安邦(中央研究員民族學研究所) : 非常感謝今天三位與談人。我對於劉紹臣先生剛剛提到的旱災其實越來越劇烈的問題,想要進一步請教您的看法。近來許多建設,比如雪山隧道或者越域引水,也是對於旱災在農產業上面的衝擊。不知道您對於旱災對於台灣農業的衝擊有什麼想法?

劉紹臣: 的確,我想目前是水災,但是就像之前汪教授說的,2001年到2004年以來的狀況,台灣的旱災問題也越來越嚴重。例如印度今年已經有好幾十萬人因為旱災餓死。印度的農業技術改革已經經過好幾十年,今年的旱災也是很嚴重。中國大陸的旱災問題也很嚴重。台灣在溫度繼續增加的時候,旱災的問題也會越來越嚴重。每年春天的時候一定會有限水問題,絕對不只是一兩天。這對農業的衝擊一定很大。這部分我想還是只能回到全盤性的國土規劃,從氣象,地質,國土運用,以及社會科學一起處理,才能針對這些問題全面考慮。

余安邦: 我想就是水資源分配的問題。比如農再條例還有蘇花高或者替代道路的問題,這些都使得農地進入資本主義的買賣機制而失去原有的涵養功能。

郭佩宜(中央研究員民族學研究所) : 這個場次的討論提及新自由主義以及全球氣候變遷對原住民(和其他人)的影響,這與環境正義(environmental justice)的討論密切相關。災難不是中性的,而是社會建構的,不同族群、階級受損風險(vulnerability)不一樣。全球暖化造成極端氣候的情況,是本次大雨造成許多原住民部落受損的重要遠因。呼應蔣斌所言,原住民對氣候變遷負擔的責任最低,受害最深。我們在討論這些災害的影響時,以及做國土規劃的時候,也一定要考慮環境正義的問題。

黃應貴: 事實上這整個部分在我來看,就是環境變遷已經回到一個重新思考的源頭。如果從原住民山地產業來看,怎麼進展都還會是高經濟作物農業,或者觀光產業。但是這些要怎麼跟已經出現的環境問題連結起來,我想是要好好考慮的部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