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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書的情意空間

劉斐玟(民族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女人過去受壓迫 世間並無疼惜人
只有女書做得好 一二從頭寫分明……
做出好多書紙扇 章章句句血淋淋
好心之人拿起讀 沒個不說真可憐
鬼神若能拿起讀 未必讀了不淚流
草木若能拿起讀 未必讀了不傷心
干戈若能拿起讀 擾得世上亂紛紛

第一次讀到這則作品,內心澎湃。令人感動的是這股驚「草木」、泣「鬼神」的文氣,並非出自士人之手,而是農婦之筆。這些農婦並不識漢字,但卻自行發展出一套書寫系統,也就是「女書」。這些婦女是誰?她們為什麼要自創文字?在中國,寫史記事向來由儒生與官紳把持,一旦農村婦女手握春秋之筆,她們會如何勾勒歷史,刻畫生命情境?

1982年,大陸學者宮哲兵在湖南省江永縣從事社會調查時,發現了一份寫著不明字體的藍色布面,布面上的字跡娟秀,筆觸纖細、字體呈菱形,詢問之下,才知道這一迥異於漢字的書寫系統就是所謂的「女書」。「女書」顧名思義就是女子專用,而男子莫之能識的文字。百年來,江永縣這些被摒於學堂教育大門之外的農村婦女,便是用女書寫下她們的情意音聲,或以女書記載個人的生命經歷,他人的傳說敘事,或以女書寫下禱詞,向神明祈福許願,或是以女書締交結拜姊妹,魚雁往返(圖一);一旦好姊妹要結婚了,她們也用女書寫下「三朝書」作為結婚賀禮。

提到女書,一般人最感興趣的議題恐怕是它的歷史淵源。不過,遺憾地是,女書問世迄今雖已歷經四分之一個世紀,但其根源至今仍是謎團待解。主要原因在於很多早期的女書原件不是毀於日本侵略中國期間,就是文化大革命之時;至於較晚近的作品,又往往隨著女書主人的去世而被死者的家屬火化。在浩瀚的史料中,又遍尋不著女書的蛛絲馬跡,以致女書的源起眾說紛紜,從甲骨文到母系社會的文化遺留,從女紅圖案上的靈感啟發,到瑤族為反抗漢人統治而發展出的神秘文字等。不過,若就女書形似漢字楷書這點而言,女書的歷史不可能超過千年,甚至是明清時期才發展而成的文字。
女書的來歷雖仍莫衷一是,但在女書的作品中,倒是有一則和女書源起息息相關的淒美傳說。宋徽宗時,江永村女胡玉秀因滿腹才學,被選入宮為妃,在她的女書自傳中,胡玉秀寫道:

出到朝中本是好 可比塵人入仙堂
山珍海味吃不了 絲羅稠緞做衣裳
左右也有宮娥女 鼓樂笙簫鬧熱遙
個個說我多富貴 誰知害我百年春……
來到朝中七年滿 只與君王三夜眠
除此之外沒事做 身在皇宮心不安

感嘆「如此人世幾時了,幾時氣死我終身」,為排遣孤寂,玉秀亟欲「修書轉回家」,但恐遭太監阻撓,因而發明女書:修書訴出世人聽 將我可憐記在心
我今前頭鬥傷腳 告訴親人提高心
家中若有紅花女 千萬不嫁入朝中
嫁到朝中多苦楚 不如投石問長江

胡玉秀的這則自傳,點出了女書兩大特質。一是女書「訴可憐」的表意傳統。的確,走訪江永農村,詢問婦女「什麼是女書」?所得到的答案千篇一律:「訴可憐」。二是女書的「神秘性」,女書雖至少有百年以上的歷史,但直到1980年代,在女書即將邁入歷史之際,才為外界所知悉,就這點而言,女書確實帶有神秘色彩,然而「神秘」並不意味著女書就是「秘密文字」,因為它之所以神秘,並非婦女刻意保密,自絕於外,實則是當地男子不屑一顧、視而不見,以致女書不見載於史籍。換言之,神秘性凸顯的是女書邊緣化的屬性,而邊緣化益發加深女書婦女「可憐」的處境。

女書是否受主流社會認可,或者它是否是秘密文字,並無損於女書的價值。因為女書的珍貴之處,正在於它可以擺脫男性威權的制衡,真實地反映了當地婦女的情意音聲。這些情意音聲不僅有助於我們瞭解女性觀點,甚至可以打破我們對中國婦女一些既定形象的迷思,寡婦的守節與再嫁就是最好的例子。從江永地方志中,我們可以看到江永貞潔烈女的道德情操,但在女書中,我們讀到的卻是婦女守寡的煎熬與無子的困境,「丈夫當兵不歸屋,我兒落陰不回頭。時節不知時節過,一日不知一日完」。貞節與後嗣乃中國傳統社會的核心概念,從父權角度看,兩者相得益彰;就寡婦而言,卻隱含矛盾:在嚴禁婚外情的前提下,無嗣寡婦想要養兒防老的唯一出路,就是再嫁;如不再嫁,何來子嗣?!而女書不僅揭露了貞節與子嗣之間的兩難,也呈現農村婦女的貞潔觀:守寡未必受到貞節觀念的驅使,再嫁也非意味著不貞;更何況,除貞節觀的考量,農民的守寡與再嫁還涉及經濟壓力、娘家的態度,以及寡婦與夫家的互動。此一論述與「男書」(當地婦女對男性著述的稱呼)所呈現的節婦形象顯然大相逕庭。

除凸顯兩性觀點有別,女書也揭示中國婦女之間的階層差異,書寫與交誼網路的建立即是例證。當前對中國婦女書寫世界的瞭解,主要集中於明清仕紳閨閣,這些研究大抵肯定書寫對拓展婦女社交網絡的功能,然而女書卻提供了一個農村範例,促使我們重新省思婚姻和以文會友之間的辯證關係。在江永農村,女書可說是見證姊妹情誼的兩面刃。女書的書寫特性使得江永婦女得以跨越村里疆界,以書信結拜姊妹,建立「三從」之外的社會網絡,創造娘家和夫家以外的另一個社交空間或避風港,「結交三年成骨肉,只靠姊娘開我心。久久坐齊同細說,告訴姊娘疼惜聲」。但矛盾的是,女書在催生姊妹關係的同時,又冷酷地宣告婚姻生活對維繫姊妹情誼的牽制力。也所以在祝賀結拜姊妹結婚的三朝書中,婦女一方面期勉彼此: 「人家要慮著,照歸在以前」,一方面也不免哀悼姊妹關係的難以為繼,感嘆「我今傷心氣,好恩兩位完」(圖二)。她們深切感受到,書寫力量再怎麼強大,也掙脫不了社會結構的「如來掌」。
此外,女書「訴可憐」的特質,也蘊藏著渾厚的理論意涵。受制於「文以載道」的文學理想,中國文化傳統往往略而不論「情」所蘊藉的空間;西方學術界在1980年代以前,也有輕忽情感而偏重理智的傾向。而女書卻啟發我們重新思考「情」在人類心智活動中,激發觀點和活化情境的雙重角色:既映當事人的心境與社會處境,同時也具有轉化該情境的能動性。具體地說,對江永婦女而言,「訴可憐」不僅是訴說自身可憐的遭遇,更是彰顯自身雖處逆境,卻能屹立不搖,堅持到底的韌性,所以「訴可憐」一方面博得同情,化解孤立無援的困境,同時也取得他人尊重。在同情和尊重的交映下,進而營造出「共感的空間」,在此一空間中,我們既尋求他人認同,也成為他人尋求認同的本源,最終且超越此一認同所加諸於自身的羈絆。一旦能超越,個人隨即進入「我即人,人即我」的情感共同體,那麼一己之可憐,也就不是我的可憐,而是他人的可憐,可憐之情,也就因而轉為悲憫之心。在悲憫的情操中,江永婦女不但抒發了自己的怨與愁,並在怨與愁的折射下,瞥見了「我」與「非我」的疊影和婦女的共同命運。或許正是此一疊影和共同命運,悉納了婦女無盡無量的「可憐」之情,一如細流之歸百川,百川之匯流大海。「情」因此不再只是個人一己的受想行識,更是人心、人情與人文反思的活水源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