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佩宜(民族學研究所助研究員)

單一國家─單一貨幣的制度曾是世界的主流，尤其二次大戰後獨立的國家，常以發行自己國家的貨幣，作為掌 握經濟主權的方式，且具有高度象徵意義，但此舉對小國經濟發展未必全然有利。近年趨勢改變，自從歐元上市且表現強勢後，整合區域多種貨幣的策略引發許多討論，包括亞洲部分區域使用單一貨幣的可能性。

在南太平洋島國中，1960、1970年代獨立的玻里尼西亞國家（如薩摩亞、東加）和美拉尼西亞諸國（含斐濟、巴布亞新幾內亞、所羅門群島、萬那度）主權意識強烈，也紛紛在獨立時發行國家貨幣，並在貨幣設計上展現國家文化特色。然而上述島國在全球經濟競爭中貨幣持續貶值，以所羅門群島為例，原本1978 年獨立時發行的所幣（Solomon Dollar）以1：1的匯率取代原用之澳幣（Australian Dollar），但走勢一路下滑，到了2007年所幣兌換澳幣已貶值至接近1：6了。或許有鑑於此，玻里尼西亞的一些獨立國家（如吉里巴斯、庫克群島）未發行自己的貨幣而繼續使用澳幣或紐西蘭幣，晚近脫離託管的密克羅尼西亞諸國（例如密克羅尼西亞聯邦、帛琉、馬紹爾群島）則選擇繼續使用美金作為官方貨幣。近年開始有學者以及政治人物提出簡化區域內貨幣，以「南太平洋貨幣」（South Pacific Currency）、甚或全部以最大經濟體的澳幣取代的想法，認為將有助於觀光以及經濟發展。不意外的，此主張也引起辯論，以及澳洲是否在南太平洋成為新殖民者的疑慮。

在小國國家貨幣退流行、區域單一貨幣主張漸漲的趨勢下，美拉尼西亞卻有小小的地方逆流──有的民族依舊抗拒國家貨幣的進入，有的則企圖將殖民前已經流通的傳統地方貨幣提升為國家認可的官方貨幣之一。以下筆者以三個例子來簡要說明，這些地方人群如何透過傳統貨幣，與國家力量協商，企圖取得經濟與文化的主體性；至於這些過程是否能成功，則有待未來繼續觀察。

貨幣的道德價值：Kwaio人的抵抗
即使1970年代後美拉尼西亞各國紛紛脫離殖民統治而獨立，地方社會對於國家的介入並非全盤被動接受，當地人面對外來貨幣系統時常以當地文化脈絡來理解與使用，從而展現出區域的特殊性。例如巴布亞新幾內亞York島民常將當地的傳統貝珠錢稱為「重的」，具有較高的道德價值，而外來貨幣則為「輕的」，因無法如貝珠錢一樣創造長遠的社會關係，在道德光譜上較差（Errington & Gewertz 1995）。所羅門群島的Kwaio人則是更極端的例子，他們透過地方貨幣作為對抗手段，以維持自身的主體性。山區的Kwaio人從與歐洲人接觸以來一直對外來政經勢力和宗教的侵入，採取高度抗爭的態度，當資本主義無可避免的進入、Kwaio人不再能全然自外於區域經濟運作後，他們仍不斷設法與「政府」劃定文化的界線。和York島民一樣，Kwaio人也認為傳統貨幣和國家貨幣有輕重之分，他們特別將國家貨幣排除於重要的生命儀禮範疇──尤其是聘禮、喪禮交換等與社會再生產有關的場合，此時僅可使用傳統地方貨幣kofu。此外販賣農產品或在都市打工賺得的現金，無法直接用於購買生命儀禮所需的kofu，而是在城裡購買商品（如罐頭、香菸、電池等），然後在家鄉賣出換得較短的貝珠錢，累積串起後再於儀式中使用。透過這種方式，尤其是藉由對傳統貨幣不可與國家貨幣直接轉換（convert）的限制，Kwaio人在文化上保有了部分傳統不受國家貨幣（及其代表的國家力量）侵入的空間（Akin 1999）。

雙重貨幣：Tolai人爭取官方認可
後殖民時代的巴布亞新幾內亞發行其國家貨幣Kina，不幸持續貶值，地方上的人民感到無力介入，卻得蒙受經濟衰退的苦果，於是設法自尋出路。該國新不列顛省的Tolai人眼見Kina在全球貨幣市場中一路下滑，等於當地人的財富縮水、購買力下降，於是從1990年代開始要求地方政府承認其傳統貝殼貨幣（tambu或tabu）的價值，他們主張tambu才是該族生存的依賴。在地方上，tambu一直維持高度流通和使用，無論是用於教堂捐獻、繳交學費、或到商店購物（Errington & Gewertz 1995）。有些人主張設立傳統財富銀行，「以穩定、規律和控制tambu貨幣」，使其能成為官方貨幣（legal tender）之一。此舉也引來部分批評，認為tambu的儀式意義與法定貨幣屬不同範疇，不應混淆。到了2002年地方政府終於認可此傳統貨幣作為正式的官方貨幣，一家銀行（Tabu Exchange/ Bank）也於該年2月份設立。

貨幣的製造者：Langalanga人的主動參與
筆者近年來研究的所羅門群島的Langalanga人，是區域內傳統貨幣貝珠錢（bata）的製造者。貝珠錢是區域內通用的結婚聘金，此外也用於土地交易、和解與賠償，以及做為個人飾物。在西方貨幣進入後，區域內其他族群紛紛停止製造傳統貨幣，但西方/國家貨幣無法完全取代Langalanga 貝珠錢，後者仍繼續流通使用。近年來貝珠錢的製作流程漸次成為「文化觀光」的賣點，並發展出因應觀光的各式裝飾性紀念品，成為Langalanga文化的重要表徵。同時，貝珠錢也在國內廣為接受，成為重要儀式裝扮配件以及個人流行飾物。雖然Langalanga在全國人口比例上僅占少數，該族的貝珠錢卻從前殖民時期的小範圍、地區性聘金，擴大為全國通行但形式具地域差異性的聘金；所羅門群島脫離英國殖民而獨立之後，貝珠錢反而被更多族群接受，並成為該國對外呈現的重要文物特產。

如前所述，當地人對地方貨幣的理解，往往對照於國家貨幣。在Langalanga，國家貨幣可直接用於購買貝珠錢，但兩者具有不同的道德價值；與York島民和Kwaio人的概念略有差異，Langalanga人認為貨幣的道德價值特別建立在貨幣如何被「製造」、取得的層面。與其他使用貝珠錢的美拉尼西亞族群不同，Langalanga 人不但是貨幣的使用者，也是傳統貨幣的「生產者」，他們在傳統貝珠錢上賦予較高的道德價值，可總括以一句話來表達：“bata e nana (shell money is hard)”。在這個行為取向（action-oriented）的社會中，當地人對貝珠錢的理解，強調辛苦勞動與貿易的過程：貝珠錢是人的身體透過「製作」（galona），和貝殼等材料產生關係而形成的，其重要性在於透過人的身體活動，而且是細膩而勤苦的勞動，才能造就此物的誕生。其中的身體經驗，包括潛水、岸邊撿拾等方式以獲取貝殼，還有辛勤敲碎、磨平、鑽孔、編串等製作過程。貝珠錢的意義首先是來自人─物的身體經驗，其後透過一連串的流動以及與社會關係進行連結，進而產生新的意義。貝珠錢被認為內嵌有一定的力量，其中特別華美的種類tafuliae，被認為可以建立關係、維持和平、有助於社會再生產。相反的，國家貨幣則是 “easy come, easy go”，很快在商店消耗於購買啤酒與二手衣服。

以往的研究多偏重於美拉尼西亞地方貨幣的使用者，對於非當地製作的傳統／當代貨幣的理解與使用。Langalanga 的特殊之處在於他們是專業的「貨幣製造者」，其對傳統貨幣的認知也與此角色息息相關。筆者曾數度聽到年長的報導人很驕傲的說，Langalanga有如「中央鑄幣廠」、「中央銀行」，其貝珠錢全國流通，「等於Langalanga 人控制了整個國家」。Langalanga人面對國家的方式與Kwaio人的排拒性與保持距離不同。他們積極參與國家經濟、政治，在國家建構過程中，透過地方貨幣成為積極的行動者。其貝珠錢一方面被國家吸納，成為國家的文化表徵之一，而另一方面，製作貝珠錢的Langalanga人藉由「製造貨幣」的過程，在取得經濟利益外，也標示了自己在國家經濟體系中的主動性與主體性，進而維持並加強了地方的文化認同。